重陽節傳統民俗
方法
重陽最重要的節日活動之一，即是登高。故重陽節又叫“登高節”。登高所到之處，沒有劃一的規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早在西漢，《長安志》中就有漢代京城九月九日時人們遊玩觀景之記載。在東晉時，有著名的“龍山落帽”故事。 據《晉書》中《孟嘉傳》載，九月重陽這天，晉朝大司馬桓温及參軍大將孟嘉等人登上龍山(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的一座山)，孟嘉觀賞山景，連帽被風吹走也不知道。桓温叫人作文笑他，他也不示弱，作文答辯，一時傳為佳話。 南朝時，樑人吳均在《續齊諧記》中記載一個神異的故事：汝南人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費長房要他在重陽這天讓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係臂，並登高，飲菊花酒，才可免禍。桓景照辦了，才逃脱災禍。 這個故事，生動地反映出重陽時人們的避邪除災心理。當然人們登高也不單是攀登而已，還要觀賞山上的紅葉野花，並飲酒吃肉，享受一番，使登高與野宴結合起來，更有吸引力。如隋時孫思邈《千金方·月令》：“重陽日，必以看酒登高遠眺，為時宴之遊賞，以暢秋志。酒必採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歸。”記隋代風俗，已與後世近似。 在南宋的《夢粱錄》卷五載：“日月梭飛，轉盼重陽。……是日'孟嘉登龍山落帽，淵明向東籬賞菊'，正是故事。”
南宋韓元吉《水調歌頭·九日》上片：“今日我重九，莫負菊花開。試尋高處，攜手攝展上崔嵬。放目蒼崖萬仞，雲護曉霜成陣，知我與君來。古寺倚修竹，飛檻絕尖埃。”描寫了重陽賞菊及登高觀景的韻致。 明清時，北京地區登高頗盛，《燕京歲時記》雲：“京師謂重陽為九月九。每屆九月九日則都人提壺攜楹，出都登高。南則天寧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薊門煙樹、清淨化域等處，遠則西山八處。賦詩飲酒，烤肉分糕，詢一時之快樂也。” 不論文人百姓，都喜歡登高後在山上野餐、烤肉食用。有些貴戚富家則帶上幕帳、烤具、車馬、樂器，登高台、土坡，架起幕帳、桌椅，大吃爆烤羊肉或涮羊肉，並唱戲奏樂，聽歌看舞。 如清末慈禧太后，每年重陽於北海東的桃花山登高、野餐、烤肉，並架藍布圍障，防止閒人偷看。在玉淵潭釣魚台等處，也集中了不少登高之客。故宮御花園裏也有登高之山。 又如廣州地區，遊客多於重陽登上白雲山，飲酒賦詩，熱鬧非凡，影響至今。在上海，附近無山丘，便把滬南丹風樓及豫園的大假山作為登高雅集之所，也很熱鬧。至年間乾脆又登二十四層高的國際飯店。
而近代的北京香山、山東的牛山、江西南昌的滕王閣等等，也都是登高勝地。尤其是滕王閣，因了唐代王勃於重陽節時在閣上寫出千古名文《滕王閣序》，更聞名天下。至於湖北江陵龍山上的紀念晉代孟嘉落帽的落帽台古蹟，也吸引着許多遊客。 由於重陽為秋節，節後草木開始凋零，所以有稱重陽節野遊活動為“辭青”，與三月春遊“踏青”之説法相對應。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記：“(重陽)有治看攜酌於各門郊外痛飲終日，謂之'辭青'。”這也是一個頗有詩意的名稱。 關於登高習俗的起源，有不同的説法： 一説可能源於古代對山神的崇拜，以為山神能使人免除災害。所以人們在“陽極必變”的重陽日子裏，要前往山上游玩，以避災禍。或許最初還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後來才逐漸轉化成為一種娛樂活動了。(古代認為“九為老陽，陽極必變”，九月·九日，月、日均為老陽之數，不吉利。故而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求長壽的活動，並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稱九為“宜於長久”之數。這是明代謝肇制《五雜咀》中的看法。 一説重陽時節，秋收已經完畢，農事相對比較空閒。這時山野裏的野果、藥材之類又正是成熟的季節，農民紛紛上山採集野果、藥材和供副業用的植物原料。這種上山採集農民們把它叫做“小秋收”。登高的風俗最初可能就是從此演變而來的。至於集中到重陽這一天則是後來的事。那意思是以此作為一種象徵，起點提倡作用，正像春天宜於植樹，人們就定個植樹節的道理一樣。此外重陽節期間天氣晴朗，氣温涼爽，適宜於登高望遠。
重陽節有佩茱萸的風俗，因此又被稱為“茱萸節”。茱萸是重陽節的重要標誌。重陽節時人們還喜歡佩戴菊花。茱萸雅號“辟邪翁”，菊花又名“延壽客”。
重陽節傳統習俗
佩茱萸
茱萸是一種可以做中藥的果實，因為出產於吳地（今江浙一帶）的茱萸質量最好，因而又叫吳茱萸，也叫越椒或艾子，它是一種常綠小喬木，樹幾乎可以長到一丈多高，葉為羽狀複葉，初夏開綠白色的小花，結實似椒子；秋後成熟。果實嫩時呈，成熟後變成紫紅色，有温中、止痛、理氣等功效。茱萸葉還可治霍亂，根可以殺蟲。
《本草綱目》説它氣味辛辣芳香，性温熱，可以治寒驅毒。古人認為佩帶茱萸，可以辟邪去災。
重陽佩茱萸的習俗在唐代很盛行，人們認為在重陽節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難消災；或佩帶於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裏面佩帶，稱為茱萸囊，還有插在頭上的。大多是婦女、兒童佩帶，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帶。
重陽節佩茱萸，在晉代葛洪《西經雜記》中就有記載。
除了佩帶茱萸，人們也有頭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經如此，歷代盛行。
清代，北京重陽節的習俗是把菊花枝葉貼在門窗上，“解除兇穢，以招吉祥”。這是頭上簪菊的變俗。
宋代，還有將綵繒剪成茱萸、菊花來相贈佩帶的。重陽茱萸其實也和端午節的雄黃和菖蒲的作用差不多，目的在於除蟲防蛀。因為過了重陽節，就是十月小陽春，天氣有一段時間回暖；而在重陽以前的一段時間內，秋雨潮濕，秋熱也尚未退盡，衣物容易黴變。這段時間又是桂花盛開之時，所以民間稱之為“桂花蒸”，這時必須防蟲。
茱萸有小毒，有除蟲作用，制茱萸囊的風俗正是這樣來的。但是在宋元之後，佩茱萸的習俗逐漸稀見了。其變化的因由大概要從重陽節俗的重心的潛移中去理。
重陽在早期民眾的時間生活中強調的是避邪消災，隨着人們生活狀態的改善，人們不僅關注目前的現實生活，而且對未來生活給予了更多的期盼，祈求長生與延壽。所以“延壽客”（菊花）的地位最終蓋過了“避邪翁”（茱萸）。
重陽的飲食之風，除前所述的飲茱萸、菊花酒，吃菊花食品之外，還有好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吃糕。在北方，吃重陽糕之風尤盛。
重陽節傳統習俗
重陽糕
據《西京雜記》載，漢代時已有九月九日吃蓬餌之俗，即最初的重陽糕。餌，即古代之糕。《周禮》載餌用作祭祀或在宴會上食用。
漢代又記有黍糕，可能與今天的糕已差不遠。蓬餌，想必也類似於黍糕之類。至宋代，吃重陽糕之風大盛了。糕與高諧音，吃糕是為了取吉祥之意義，因而才受到人們的青睞。
重陽糕又稱花糕、菊糕、五色糕，制無定法，較為隨意，有“糙花糕”、“細花糕”和“金錢花糕”。粘些香菜葉以為標誌，中間夾上青果、小棗、核桃仁之類的糙乾果；細花糕有３層、２層不等，每層中間都夾有較細的蜜餞乾果，如蘋果脯、桃脯、杏脯、烏棗之類；金錢花糕與細花糕基本同樣，但個兒較小，如同“金錢”一般，多是上層府第貴族的食品。
據説，早年不家用發麪餅夾上棗,慄諸果的，或以江米、黃米麪蒸成粘糕餅，似“上金”、“下銀”的花糕。
有詩描述重陽糕的製作：蔡雲：篝火鳴機夜作忙,織工一飲登高酒,依然風雨古重陽,蒸出棗糕滿店香。九月九日天明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口中唸唸有詞，祝願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講究的重陽糕要作成九層，像座寶塔，上面還作成兩隻小羊，以符合重陽（羊）之義。
有的還在重陽糕上插一小紅紙旗，並點蠟燭燈。這大概是用“點燈”、“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紅紙旗代替茱萸。
當今的重陽糕，仍無固定品種，各地在重陽節吃的鬆軟糕類都稱之為重陽糕。重陽糕不僅自家食用，還饋送親友，稱“送糕”；又請出嫁女兒回家食糕，稱“迎寧”。
放紙鷂是惠州過重陽節的主要習俗。換句話説，惠州民間過重陽節是以放紙鷂為主要特徵的。此習，除惠州流傳的民謠中有敍述以外，光緒《惠州府志》亦有記述。
放紙鷂 紙鷂亦現在的風箏。風箏是五代以後的稱謂，五代之前，北方習慣稱“紙鳶”，南方則多叫“鷂子”，惠州的“紙鷂”稱謂很明顯的是保留了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稱，且有“南北混合”的味道。 風箏始見於春秋時期，初型均是鳥類。相傳公輸般（魯班）“削竹為鶴，成而飛之”，“作木鳶以窺宋城”。這裏的“竹鵲”“木鳶”，就是代風箏的雛型。不過,當時沒有紙，只能用竹木製成。
清人筆記中説“韓信率軍十萬圍攻項羽於垓下，以牛皮製風箏一具，下置善笛之人吹思鄉之曲，其聲悲怨，楚軍弟子八千人盡皆散去”。這裏所説的漢代風箏，也只不過是牛皮製的風箏。 東漢蔡倫造紙術面世後，始有紙製風箏，出現了“紙鳶”和“鷂子”的稱謂。“風箏”之名的出現，據記是出現在五代，《詢芻錄》記曰：“風箏，即紙鳶，又名風鳶。初，五代李鄴於宮中作紙鳶，引線採風為戲，後於鳶首以竹為笛，使風入竹，聲如箏鳴，俗呼風箏。”
唐以後，風箏盛行，並定清明節為風箏節，宋已後更是在老百姓中間普及了。
從這以後，風箏的形狀已不侷限於鵲、鳶、鷂等鳥類，蟲、魚、人神均有之，明清以後，風箏製作已成為一種十分精湛的手工藝術。 惠州民間的紙鷂，已非本來面目，多為四方平面，帶一尾巴，其形狀與民間所貼門神、神位相似，故疑為神狀風箏的一種簡化。在惠州民間，風疹製作極為簡單，採竹一枝彎曲，一支直豎，撐住一張四方紙，貼上尾巴調好線，即可放飛。有一種不帶尾巴，四方狀紙稍大，稱“阿婆鷂”，以放飛時平穩、安定而得名。 除此外，其他形狀的紙鷂也偶而有之。 重陽這天，人們多伴以登高，於街道和曠野處放飛風箏，孩童、均有之，亦甚壯觀。 按我國的傳統習慣，放飛風箏多在清明。重陽放紙鷂可説是惠州民間特有習俗。其來由無從考究。但從惠州的領南氣候觀之，時間上似乎頗為恰當。清明前後為雨季，春雨不斷，這時顯然是不適合於放紙鷂的，而重陽前後秋高氣爽，勁風不斷，人們按傳統習俗要登山登高，進行户外活動，此時放紙鷂，天時地利人和，是頗多為適合的。放紙鷂 紙鷂亦現在的風箏。風箏是五代以後的稱謂，五代之前，北方習慣稱“紙鳶”，南方則多叫“鷂子”，惠州的“紙鷂”稱謂很明顯的是保留了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稱，且有“南北混合”的味道。 風箏始見於春秋時期，初型均是鳥類。相傳公輸般（魯班）“削竹為鶴，成而飛之”，“作木鳶以窺宋城”。這裏的“竹鵲”“木鳶”，就是代風箏的雛型。不過,當時沒有紙，只能用竹木製成。 清人筆記中説“韓信率軍十萬圍攻項羽於垓下，以牛皮製風箏一具，下置善笛之人吹思鄉之曲，其聲悲怨，楚軍弟子八千人盡皆散去”。這裏所説的漢代風箏，也只不過是牛皮製的風箏。 東漢蔡倫造紙術面世後，始有紙製風箏，出現了“紙鳶”和“鷂子”的稱謂。“風箏”之名的出現，據記是出現在五代，《詢芻錄》記曰：“風箏，即紙鳶，又名風鳶。初，五代李鄴於宮中作紙鳶，引線採風為戲，後於鳶首以竹為笛，使風入竹，聲如箏鳴，俗呼風箏。”
唐以後，風箏盛行，並定清明節為風箏節，宋已後更是在老百姓中間普及了。 從這以後，風箏的形狀已不侷限於鵲、鳶、鷂等鳥類，蟲、魚、人神均有之，明清以後，風箏製作已成為一種十分精湛的手工藝術。 惠州民間的紙鷂，已非本來面目，多為四方平面，帶一尾巴，其形狀與民間所貼門神、神位相似，故疑為神狀風箏的一種簡化。在惠州民間，風疹製作極為簡單，採竹一枝彎曲，一支直豎，撐住一張四方紙，貼上尾巴調好線，即可放飛。有一種不帶尾巴，四方狀紙稍大，稱“阿婆鷂”，以放飛時平穩、安定而得名。 除此外，其他形狀的紙鷂也偶而有之。 重陽這天，人們多伴以登高，於街道和曠野處放飛風箏，孩童、均有之，亦甚壯觀。 按我國的傳統習慣，放飛風箏多在清明。重陽放紙鷂可説是惠州民間特有習俗。其來由無從考究。但從惠州的領南氣候觀之，時間上似乎頗為恰當。清明前後為雨季，春雨不斷，這時顯然是不適合於放紙鷂的，而重陽前後秋高氣爽，勁風不斷，人們按傳統習俗要登山登高，進行户外活動，此時放紙鷂，天時地利人和，是頗多為適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