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參生平，曾參簡介
曾子是黃帝的後代，也是夏禹王的後代，是鄫國（繒國）太子巫的第五代孫。父親曾點（曾皙），母親上官氏。生於公元前505年10月12日(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死於公元前435年(週考王五年，魯悼公三十二年)，生於東魯，移居武城，十六歲拜孔子為師，他勤奮好學，頗得孔子真傳。積極推行儒家主張，傳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孫子孔伋（字子思）師從參公，又傳授給孟子。因之，曾參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對孔子的儒學學派思想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建樹。曾參是孔子學説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曾參以他的建樹，終於走進大儒殿堂，與孔子、顏子（顏回）、子思、孟子比肩共稱為五大聖人。
曾子性情沉靜，舉止穩重，為人謹慎，待人謙恭，以孝著稱。齊國欲聘之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辭而不就。曾提出“慎終（慎重地辦理父母的喪事），追遠（虔誠地追念祖先），民德歸厚（要注重人民的道德修養）”的主張。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的修養方法，即“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他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郕侯”（一作瑕丘侯）。元至順初年，加封為“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在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建有曾點墓和曾參墓，人民教育出版社將《語文》七年級上冊第43頁曾子的註釋由“山東嘉祥人”糾正為“山東平邑人”。至此始於明成化年間、已有600多年曆史的曾子故里之爭終於塵埃落定。
山東省濟寧市嘉祥縣南建有曾子廟、曾林（曾子墓）。
至此，《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百科大辭典》、《辭海》和中學課本等主流"權威"出版物對曾子故里的説法一致，已有600多年的曾子故里之爭終於塵埃落定，宗聖曾子故里重新“迴歸”平邑。
曾姓後裔均把曾參作為自己的開派祖先。
概述
政治觀—孔子是以政治為軸心，以倫理道路為本位，來構築其“仁”學體系的。孔門弟子概莫能外。但也必須看到，即使同一學派，不僅在性格、經歷上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就是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差異性。曾參為孔子的後進弟子，入學時間上的延誤，魯鈍的天資，在其思想成熟的時間上落後於其它弟子，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更深邃、更有耐力的特點。特別是孔子去世後，曾參獨立生活實踐的幾十年間慢慢消化夫子教誨，結合自己的經驗所得，從而對孔子學説的某些方面予以推進。
品格
不苟同權貴的君子品格
《韓詩外傳》卷一記，曾參為養活父母仕於莒，曾當過“得粟三秉”的官職。雖有從政經歷，但綜觀其一生，仍然是一個孔子式的知識分子形象。其根源在於他那盡守禮約、躬守孝道、不苟同權貴的思想品格。他曾聲言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
這種“以仁為己任”、“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大丈夫氣概，實際上並不亞於日後的孟子，甚至從這一點看，似乎可以預示孟子精神的出現。以這種精神氣概為嚮導，便使人很難想象他會持有做官從政、苟合政治權勢的貪婪要求。與《莊子?讓王》篇中所述見義忘利，安貧樂道的形象是一致的：“曾子居衞，温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聲。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在“志”與“道”面前，形、利、心皆可忘記，政權官位又算得了什麼呢?《説苑·立節》載：“曾子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參辭而不受。為什麼呢?他説：“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顯然，他在與政治權勢的交往中保持着無私無畏、議而不從的態度。難怪《韓詩外傳》説曾參五十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皆不應命。”甚至對現實政治進行無情的揭露與鞭撻，孟氏使陽膚為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論語.子張》)“上失其道”，可以説是曾參對現實政治形勢總的批評性的看法。在當時“禮崩樂壞”的形勢面前，曾參的態度是“天下有道，則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幹其士；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大戴禮記·解詁》)。不屈從、不苟合、剛直不阿清醒處世的君子品格—這基本上可以説是原始儒家對待政治權勢的正面態度與做人的基本原則。雖然不必一定捲入現實政治的漩渦，但一定清醒地保留着對專制政權的批評權力。
思想
1、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
被列為“四書”之首的《大學》，開宗明義提出了三綱(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倫理道德的政治哲學體系。
“至善”既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終理想。“誠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養，“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政治實踐。通過道德修養實現政治抱負，道德與政治水乳交融，正是儒家思想以至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描述“治國平天下”宏偉藍圖的時候，接着講得眾、慎德、生財、舉賢。“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故“治國平天下”者，應做“民之父母”，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孕育着孟子“民本”思想的萌芽。要贏得民心，就必須“慎德”。“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因為“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但“生財”也很重要。生財之道能使“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生財的目的在於富民，得民，“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因此又必須反對“聚斂之臣”。“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治國平天下者，不應“以利為利”，而應“以義為利也”。“治國平天下”的要務在於“舉賢”。“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要舉賢，首先要知賢、好賢、容賢，而後才能用賢。應該做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而不應“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絕不能讓妒賢嫉能的“小人”擔當治國平天下的重任。“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2、天人觀中的“人為貴”思想
《曾子·天圓》中指出：“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陰陽之氣各從其行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雪，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曾子·天圓》認為毛蟲羽蟲是陽氣化生的，介蟲、鱗蟲是陰氣化生的。人是倮生的，無羽毛鱗甲，乃是稟陰陽精氣而生。
這就明顯地突出人在萬物天地中的地位。這正是儒家思想的特點。《曾子·大孝》説：“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認為人是天地間最偉大的，“天地之性為貴”(《孝經》)。《小戴禮記·禮運》中説：“人者五行之秀氣也。”荀子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思想，認為人不是順應自然，屈從於自然，而是能動的改造自然。“從天而傾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發現並重視人的作用，這是儒家思想的精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