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生平
開創正史地理志
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是從班固的《漢書·地理志》開始的。班固生活的時代是漢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際，王朝空前統一和強盛，經濟發達，版圖遼闊，陸海交通發達。地理知識的積累遠非《山經》和《禹貢》時代可比，社會生活和管理對地理知識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則憑證實，遠則憑傳聞，而是國家掌握的各地方當局的直接見聞，乃至相當準確的測繪和統計了。記錄大量實際地理資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現雖是那個時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卻是班固對後世的重大貢獻。封建時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難流傳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後世王朝的保護下，較易流傳下來。班固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後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誌所遵奉。這樣就為我們今天保留了豐富的地理資料，為研究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及封建時代的社會、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條件。班固對正史《地理志》的開創之功不可忽視。
開創政區地理志
班固《漢書·地理志》的結構內容共分三部分：卷首(從“昔在黃帝”至“下及戰國、秦、漢焉”)全錄《禹貢》和《周禮·職方》這兩篇，並依漢代語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從“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終)輯錄了以《史記·貨殖列傳》為基礎的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正文(從“京兆尹”至“漢極盛矣”)主要寫西漢政區，以郡為綱，以縣為目，詳述西漢地理概況。這部分是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國疆域、行政區劃為基礎，敍述了103個郡國及所轄1578縣(縣1356，相當縣的道29，侯國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統計、山川澤藪、水利設施、古蹟名勝、要邑關隘、物產、工礦、墾地等內容，篇幅佔了《漢書·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這種以疆域政區為框架，將西漢一代各種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現象分系於相關的政區之下，從政區角度來了解各種地理現象的分佈及其相互關係的編寫體例，可以稱之為政區地理志。這種體例創自班固，表現了他以人文地理為中心的新地理觀。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經》《職方》等，一般都以山川為主體，將地理現象分列於作者所擬定的地理區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區的現實情況。《禹貢》雖然有了地域觀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線來劃分九州，分州敍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僅是個理想的制度，並沒有實現過。所以《禹貢》還不是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為綱領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為中心的新地理觀，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他生活在東漢這
個具體的歷史時代。我國行政區劃起始於春秋戰國之際，但尚未有統一四海的封建國家出現。隨後的秦代雖然一統天下，但歷時很短。自漢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東漢，已經有了200多年長期穩定的歷史，在疆域廣袤的封建大帝國內，建置並完善了一套郡(王國)—縣(邑、道、侯國)二級行政區劃。長期實施的社會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觀念的產生。班固的這種新地理觀隨着大一統觀念的加強，隨着重人文、輕自然、強調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鞏固而一起被長期繼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漢書·地理志》為藍本，而且自唐《元和郡縣誌》以下的歷代全國地理總志也無不仿效其體例。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是為我國保留了一大批極有價值的人文地理資料，另一方面也妨礙了自然地理觀念的發展。直到明末《徐霞客遊記》問世之前，我國始終缺乏對自然地理現象進行科學描述和研究的專著，
至多隻有記錄自然地理現象分佈和簡單描述的作品，往往還是像《水經注》那樣以人文地理資料的記錄為主。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式的影響不能不説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開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僅在《漢書·地理志》中首創了政區地理志的模式，同時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漢書》雖然是西漢一朝的斷代史，但《漢書·地理志》記述的內容超出西漢一朝。它“因先王之跡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採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戰國、秦、漢”。它是一部西漢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國的古代歷史、政區沿革等。比如，卷首寫漢前歷代疆域沿革，除全錄《禹貢》、《職方》兩篇外，班固還在《禹貢》前增以黃帝至大禹、《禹貢》與《職方》間加以大禹至周、《職方》後綴以周至秦漢的簡略沿革，保持了漢以前區域沿革的連續性。又比如，卷末輯錄了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分述以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衞、楚、吳、粵(越)等故國劃分的各地區概況，其中沿革是重要內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於政區地理的框架中納入其他門類的地理現象，將其分系於各有關的郡國和縣道之下，並主要採取注的形式敍述各郡國從秦代到王莽時的建置沿革。縣一級政區並載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後的正史地理志、全國地理總志和大量的地方誌所沿用，使後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為中國古代地理學的重要部分。
記錄大量資料
班固的《漢書》是我國西漢的斷代史，其中記載了當時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溝洫志》和《西域列傳》等篇目中。例如，僅《漢書·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記載川渠480個，澤藪59個，描述了全國300多條水道的源頭、流向、歸宿和長度，是《水經注》出現以前內容最豐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還記載有153個重要山嶽和139處工礦物產位置分佈情況；有屯田的記錄；有水利渠道的建設；有各郡國及首都長安、少數重要郡國治所及縣的户數和人口數統計資料113個，是我國最早的人口分佈記錄，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統計資料。書中有陵邑、祖宗廟、神祠的分佈；有具有歷史意義的古國、古城及其他古蹟記錄；有重要的關、塞、亭、障的分佈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內容等。總之，《漢書》中所記載的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軍事交通地理等內容為今天研究漢代的社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記載邊疆資料
班固的《漢書》在《地理志》《西域列傳》等篇中記載了大量的邊疆地理資料。西漢是我國曆史上最強盛的王朝之一，幅員遼闊，交通、文化、經濟發達。經過武帝時張騫的幾次出使西域和漢軍的幾次出征，開通了絲綢之路；經過張騫等人的“通西南夷”，對當時西南地區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漢時對東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認識。這些在《漢書》中有豐富的記載。如《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了一條從今徐聞西出發到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的航海線，對沿途各地的地理現象做了記錄。又如，《漢書·嚴助傳》記載淮南王説閩越(即福建)的情況是“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再如，《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元帝時候應上書説：匈奴“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又説：“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內容説明漢代人們對邊疆地理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給我們今天留下了豐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國東漢著名的學者，《漢書》中有關地理方面的記述是他根據檔冊進行抄錄、編纂而成的，特別是《地理志》博採西漢以前的地理著作匯為一篇。著書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漢朝使之“揚名於後世”，同時為當時行政管理服務。因此，地理的內容以政區沿革地理為框架，自然地理內容排在其次。這樣以人文地理為主的地理觀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一致，《漢書·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後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國總志、地方誌仿效，從而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班固所開創的《漢書·地理志》模式對後世沿革地理的蓬勃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但也阻礙了自然地理的進步；它記錄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資料，但也阻礙了理論的發展，特別是自然地理學理論的發展。從《漢書·地理志》的內容來説，它是從事中國疆域政區沿革研究的基礎，是研究我國疆域地理必讀的書，是研究漢代地理必讀的書。
總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學的開創和地理資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國封建社會頗有影響的歷史地理學家。
班固的祖先於秦漢之際在北方從事畜牧業致富。後來世代從政，並受儒學薰陶。曾祖父況，舉孝廉為郎，成帝時為越騎校尉；況女被成帝選入宮中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學，以“沈湎於酒”諫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學，官至右曹中郎將，曾與劉向校理祕書；祖父稚，官至廣平相，被王莽排擠而為延陵園郎；父親班彪，曾在光武帝時徐縣令，後來專心於史籍研究，編寫《史記·後傳》數十篇，是東漢著名的史學家。
班固自幼聰慧，九歲能誦讀詩賦，十三歲時得到當時學者王充的賞識，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後入洛陽太學，博覽羣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學返回鄉里。居憂時，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後傳》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漢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永平元年(公元58年)班固向當時輔政的東平王上書，受到東平王的重視。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抓，書籍也被查抄。幸得其弟班超上書申説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瞭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台令史（蘭台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掌管和校定圖書。明帝時，曾任蘭台令史（中央檔案典籍管理員），秩俸為二千石，與陳宗、尹敏、孟異共同撰成《世祖本紀》，升遷為郎，負責校定祕書。又與人共同記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蹟，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時，班固職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為玄武司馬，是守衞玄武門的郎官中的下級官吏。由於章帝喜好儒術文學，賞識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宮廷侍讀。章帝出巡，常隨侍左右。奉獻所作賦頌。對於朝廷大事，也常奉命發表意見，與公卿大臣討論，曾參加論議對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漢宣帝石渠閣故事，在白虎觀召集當代名儒討論五經同異，並親自裁決。其目的是廣泛動員古文學派的力量，促進儒家思想與讖緯神學緊密結合，加強儒家思想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在這次會議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記錄，奉命把討論結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
章帝后期，班固辭官回鄉為母親服喪。
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將軍竇憲奉旨遠征匈奴，班固被任為中護軍隨行，參預謀議。竇憲大敗北單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內的杭愛山），命班固撰寫了著名的《燕然山銘文》，刻石記功而還。班固與竇憲本有世交之誼，入竇憲幕府後，主持筆墨之事，關係更為親密。永元四年，竇憲在政爭中失敗自殺，洛陽令對班固積有宿怨，藉機羅織罪名，捕班固入獄。同年死於獄中，年六十一歲。此時所著書，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漢書未完成而卒，和帝命其妹班昭就東觀藏書閣（東漢皇家圖書館）所存資料，續寫固之遺作，然尚未畢便卒。同郡馬續，乃昭之門人，博覽古今，帝乃召其補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東漢最著名的辭賦家之一，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