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生平，姚思廉簡介
從樑、陳二書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優點和不足。
注重史料價值
《梁書》56卷，記載了樑天監元年（502）至陳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歷史。《陳書》36卷，記載了陳永定元年至禎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歷史。這兩部書是關於樑、陳二代史的最早的較完備記載。思廉注重史書的史料價值，注意對史料博採善擇。二史對比，關於樑史可資參考的著述很多。樑人所著就有：沈約《武帝本紀》14卷，周興嗣《樑皇帝實錄》5卷，鮑行卿《乘輿飛龍記》2卷，蕭子顯《普通北伐記》5卷，謝吳（或作謝昊、謝炅）《梁書》49卷，蕭韶《樑太清紀》10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4卷等①。樑亡後，著樑史的有：許亨《樑史》53卷，姚察《梁書帝紀》7卷，劉璠、何之元各撰《樑典》30卷，陰僧仁《樑撮要》30卷，姚最《樑後略》10卷等。關於陳史可資參考的著述略少，有陸瓊《陳書》42卷，趙齊旦《陳王業歷》1卷，顧野王、傅縡各撰《陳書》3卷。《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雜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等類，還有不少有關樑、陳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為樑、陳史官，可以接觸到樑、陳二代國史，因此，樑、陳國史也是修樑、陳二書的重要依據，在書中有多處顯出國史的痕跡。
樑、陳二書較多地保存了有關農民起義的珍貴史料，如發生在齊的唐■之起義，趙續伯起義，樂寶稱、李難當起義，帛養起義，雍道晞起義，程延期起義。發生在樑的焦僧護起義、始興起義、吳承伯起義、徐道角起義、姚景和起義、會稽起義、鮮于琛起義、李賁起義、劉敬躬起義、王勤宗起義、胡通起義等。
樑、陳二書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多收錄詔冊、奏表、書札、文賦，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如《梁書·武帝紀》載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兩詔，透露了樑代社會黑暗、階級壓迫嚴重的事實。《陳書·章華傳》載章華上書，反映陳末嚴重的社會危機。
《梁書·諸夷傳》關於邊疆少數民族和一些外國曆史的記載較詳，有其有利的客觀條件。由於樑、陳時代佛教興盛，中外僧人往來增多，加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使人們對外部世界瞭解加深，思廉所能參據的史料也就相應豐富。
姚氏父子並有文名，為時人所重，思廉對文化亦有特殊的興趣，樑、陳二書卷數不多，文化史料卻頗多。思廉多為學者立傳。《梁書》的《儒林》、《文學》兩傳就為四十二名學者立傳，另外《處士》傳中也多記學者。《陳書》的《儒林》、《文學》傳，也為三十一名學者立傳，還有些學者另外立傳。著名學者如範縝、鍾嶸、劉勰、阮孝緒、裴子野、顧野王、沈約、徐陵等人，都有內容較詳的傳，他們的事蹟及學術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較多地記載了史學史方面的寶貴資料。樑、陳二代較知名的史家都有傳，並錄其著述，有時略加評論，或註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後，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較快發展。樑、陳二代，佛教極為興盛，對社會生活影響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這一社會現象。他如實記載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書·武帝紀》記述梁武帝數次捨身寺院而又由羣臣重金贖回。《陳書·傅縡傳》記傅縡篤信佛教，收錄其關於佛教的論辯文章《明道論》，長達二千五百餘字。《梁書·範縝傳》敍範縝“卓越不羣而勤學”，“盛稱無佛”。與竟陵王蕭子良辯論，“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傳中收錄了《神滅論》這一篇幅較長的哲學史、思想史的珍貴文獻。這篇論文對佛教氾濫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惡果給予了深刻揭露。“此論出，朝野喧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較形象地刻畫了範縝大無畏的戰鬥者形象。
文風樸實
樑、陳二書全用散文寫成，其語言通曉簡練，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駢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駢文。但這時的駢文已失去了它在勃興時對文化產生的積極作用，表現為專意注重辭藻用典，過分強調音韻對偶。這種形式主義文風往往影響思想內容的表達，顛倒了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的主從關係。就史書而言，唐以前的《宋書》、《南齊書》，敍事及論贊時用駢文。貞觀年間所修《晉書》，其論贊仍喜用駢文。唐太宗親撰的四篇史論即用駢文寫成。可見唐初仍有崇尚駢文的風氣。但姚思廉堅決拋棄以駢文寫史的做法，代之以樸實、準確的散文。清人趙翼對《梁書》的散文大加稱讚：“行文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班馬。……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末唐初也哉”。這一見解是非常正確的，一般學者都認為韓愈是唐宋古文運動發起者，但韓愈（768—824）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樑至初唐之際，就以實際行動開拓古文運動了。
姚思廉仿司馬遷筆法，常常引用當時口語，既能反映時代特點，又能使文字活潑通俗。如《梁書·侯景傳》記僧通與侯景對話：“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思廉運用語言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使人物語言個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經歷、環境，表現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如《梁書·曹景宗傳》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動。思廉還在樑、陳二書中經常直接或間接地表達對文風的見解，如在《梁書·簡文帝紀》、《梁書·裴子野傳》、《陳書·蔡景歷傳》、《陳書·江總傳》等，都推崇古文，批評浮豔文風。
敍事簡嚴
思廉敍事不好鋪張，行文簡潔。他不輕信奇聞異事，不好採瑣事入史。李延壽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於延壽，一般説來延壽所見之修史資料，思廉也能夠見到。但延壽作史多采入瑣言碎事和神鬼怪異事，而思廉不採或極少採，可見二人識見之差別導致史筆之異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一一連舉二十餘例説明《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但是，這兩部書在編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隱諱，如《梁書·敬帝紀》和《陳書·劉師知傳》都不載陳武帝指使劉師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飾，在敍及樑代齊、陳代樑史事時，在帝紀中長篇累牘地照錄加九錫文、禪位詔、策、璽書等虛偽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傳現象。另外，《梁書》不為蕭詧立傳，使後梁事失載，是一大缺陷。思廉還不重視科技，甚至在為父姚察作傳時隱諱其祖父姚僧垣以醫術知名。樑、陳二代科技方面史實記載甚少。
史學思想姚思廉的史學思想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一、是以史為鑑的著述宗旨。唐初統治者極其重視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親自參與修史，這是急需總結歷史經驗為當時政治服務。思廉承旨而撰樑、陳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為鑑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這個思想，而思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給以繼承和發揚。
《陳書·何之元傳》中記述何之元修史事較詳，並錄其《樑典序》，稱何“屏絕人事，鋭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鑑戒，定褒貶”。“垂鑑戒”，主要着眼於總結前人的得失成敗經驗；“定褒貶”，主要着眼於對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過的評價，力圖“敦勵風俗”。
姚思廉寫人物很注意褒揚或貶斥，以期用著史來影響世風。他為良吏立傳，注意突出各人的特點。如《庾蓽傳》敍其生活儉樸，為官廉潔；《沈瑀傳》敍其執法嚴明；《孫謙傳》敍其體恤民情，重視生產；《何遠傳》敍其抑富扶貧。為“悖逆”之人立傳，均置於全書末尾，以示貶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進步史觀。姚思廉多次總結樑代太清之亂和陳代禎明淪覆的歷史經驗，着重強調國家的治亂安危取決於人事情況如何，決定歷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認為，歷史是發展的，政權的興亡更替是必然現象，“夫道不恆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認為歷史取決於人事。他在《梁書》的第一篇史論中，就鮮明指出，樑之亡國，“雖歷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他評述梁武帝從奪取帝位到餓死宮城這幾十年經歷，是始終以人事來説明歷史的。他指出齊末政治昏亂，把蕭衍推上歷史舞台，頗有時勢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蕭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總結蕭衍晚年之失。陳太建九年（577），陳派將軍吳明徹率軍北伐，被周軍打敗，“眾軍皆潰”，明徹被俘，病死於長安。姚思廉認為，“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他把吳明徹呂梁之敗與禎明年間陳亡於隋聯繫起來考察，這種原察始終的方法是有一定識見的。陳亡的起因雖然不能僅僅歸結為呂梁之敗，但思廉能夠認識到，陳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陳亡的萌芽顯現較早，屬於人事問題，這就是對天命的否定。思廉還進一步分析呂梁覆師的原因。他指出，陳宣帝初即位時，命將出師，開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後則失之於驕傲，“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姚思廉也有個別論述未完全摒棄天的作用，如論述侯景、王偉成篡盜之禍，在《陳書·後主紀》述陳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並舉，這説明，由於封建皇朝宣傳方針的制約，思廉不可能在頭腦中完全排除天命論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