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生平，柳永簡介
早年經歷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東（今山西），曾為沙縣縣丞，在州郡頗有威信。父親柳宜，出仕南唐，為監察御史；南唐滅亡後，柳宜供職北宋，任雷澤縣令，不久，改為費縣縣令、濮州任城令。柳永即出生於其父任所（984年，費縣）。
淳化元年（990年），柳宜入汴京上書，授全州通判，柳永隨父赴任。
淳化五年（994年），柳宜以贊善大夫調往揚州，柳永隨往，習作《勸學文》。
至道三年（997年），柳宜屢遷至國子博士，命其弟攜畫像前往故里崇安，以慰家母思念，柳永隨叔歸鄉。
鹹平元年（998年），柳永居家鄉，遊覽名勝中峯寺，作詩《題中峯寺》。柳永讀到《眉峯碧》，甚愛此詞，將它題寫在牆壁上，反覆琢磨。
鹹平四年（1001年），柳永嘗試為詞，作《巫山一段雲·六六真遊洞》，歌頌家鄉風景武夷山，有“飄飄凌雲之意”。
流寓江淮 鹹平五年（1002年），柳永計劃進京參加禮部考試，由錢塘入杭州，因迷戀湖山美好、都市繁華，遂滯留杭州，沉醉於聽歌買笑的浪漫生活之中。鹹平六年（1003年），孫何知杭州，門禁甚嚴，柳永作《望海潮·東南形勝》，前往拜謁。此詞一出，即廣為傳誦，柳永亦因此名噪一時。
景德元年（1004年）秋，孫何還京太常禮院，柳永做《玉蝴蝶·漸覺芳郊明媚》，追憶陪孫何遊樂情事。
景德年間（1004—1007年），柳永離開杭州，沿汴河到蘇州，作《雙聲子·晚天蕭索》；不久入揚州，作《臨江仙·鳴珂碎撼都門曉》，追憶舊遊，度過了青年時期的一段放浪生活。
科舉之路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進入京師汴京（今開封）。時北宋承平日久，都城繁華極盛：元宵，皇帝與民同樂；清明，郊外踏青；端午，龍舟競渡；汴京風情，紙迷金醉。柳永凌雲辭賦，將帝都的“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闈在即，柳永躊躇滿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及試，真宗有詔，“屬辭浮糜”皆受到嚴厲譴責，柳永初試落第。憤慨之下作《鶴沖天·黃金榜上》，發泄對科舉的牢騷和不滿，但對中舉出仕並未完全絕望。不久之後，柳永作詞《如魚水·帝裏疏散》，對此次應試的不利，柳永已不再介懷，對試舉仍抱希望。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第二次參加禮部考試，再度落第。同時，與相好歌女蟲娘關係出現裂痕，柳永作詞《徵部樂·雅歡幽會》，抒發失意兼失戀的苦悶情緒。
天禧二年（1018年），長兄柳三複進士及第，柳永第三次落榜。
浪跡天涯 天聖二年（1024年），柳永第四次落第，憤而離開京師，與情人（或為蟲娘）離別，作著名的《雨霖鈴·寒蟬悽切》，由水路南下，填詞為生，詞名日隆。因漂泊日久，身心疲憊，柳永作《輪台子·一枕清宵好夢》，追憶“卻返瑤京，重買千金笑”，感歎“芳年壯歲，離多歡少”。
天聖七年（1029年），柳永返回京師，汴京繁華依舊，但故交零落，物是人非，觸目傷懷，柳永又離開京都，前往西北。
明道年間（1032—1033年），柳永漫遊渭南，作《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不久，至成都，時田況知益州，錦裏風流、蠶市繁華，柳永作詞以贈。出成都後，柳永又沿長江向東，過湖南、抵鄂州。
釋褐為官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親政，特開恩科，對歷屆科場沉淪之士的錄取放寬尺度，柳永聞訊，即由鄂州趕赴京師。是年春闈，柳永與其兄柳三接同登進士榜，授睦州團練推官，暮年及第，柳永喜悦不已。
二月，柳永由汴京至睦州，途經蘇州，時范仲淹知蘇州，柳永遂前往拜謁，並作詞進獻。九月，睦州知州呂蔚愛慕柳永才華，向朝廷舉薦，因“未有善狀”受阻。
景祐四年（1037年），柳永調任餘杭縣令，撫民清淨，深得百姓愛戴。
寶元二年（1039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曉峯鹽監，作《煮海歌》，對鹽工的艱苦勞作予以深刻描述。柳永為政有聲，被稱為“名宦”。
轉官辭世 慶曆三年（1043年），調任泗州判官。時柳永已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績，按宋制理應磨勘改官，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選調”，遂有“遊宦成羈旅”之歎。秋，柳永進獻新詞《醉蓬萊·漸亭皋葉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語，不合聖意，改官投訴無果而終。八月，范仲淹拜參知政事，頒行慶曆新政，重訂官員磨勘之法。柳永申雪投訴，改為著作佐郎，授西京靈台山令。
慶曆六年（1046年），轉官著作郎。次年，柳永再度遊蘇州，作詞贈蘇州知州滕宗諒。
皇祐元年（1049年），轉官太常博士。次年，改任屯田員外郎，遂以此致仕，定居潤州。
皇祐五年（1053年），柳永與世長辭。
奉旨填詞 史載，柳永作新樂府，為時人傳誦；仁宗洞曉音律，早年亦頗好其詞。但柳永好作豔詞，仁宗即位後留意儒雅，對此頗為不滿。及進士放榜時，仁宗就引用柳永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黃金榜上》）説：“既然想要‘淺斟低唱’，何必在意虛名”，遂刻意劃去柳永之名。
宋人嚴有翼亦載有此事，説有人向仁宗推薦柳永，仁宗回覆“且去填詞”，並説自此後柳永不得志，遂出入娼館酒樓，自號“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眠花宿柳 柳永生在一個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統訓練，養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樓楚館”，接觸到“競賭新聲”，浪漫而放蕩不羈的性格便顯露出來，因此，青樓成了他常去之處。科舉落第後，柳永沉溺煙花巷陌，都市的繁華、歌伎的多情，使柳永彷彿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
在宋代，歌伎以歌舞表演為生，其表演效果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她們的生活處境。演出效果取決於演技和所演唱的詞，演技靠個人的勤奮練習，而詞則靠詞人填寫。歌伎為了使自己的演唱吸引觀眾，往往主動向詞人乞詞，希望不斷獲得詞人的新詞作，使自己成為新作的演唱者，以給聽眾留下全新的印象，同時也希望通過詞人在詞中對自己的讚賞來提升名氣。柳永落第後，頻繁地與歌伎交往，教坊樂工和歌伎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裏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於坊曲，不至於有太多的衣食之虞。歌伎是柳永詞的演唱者和主要歌詠對象，存世柳詞中涉及歌伎情感方面的約150首，歌伎激發了柳永的創作熱情，滿足了他的情感追求，促成了他的創作風格，也奠定了他的文學地位。
白衣卿相 柳永年輕時應試科舉，屢屢落第；即暮年及第，又轉官落魄，終官不過屯田員外郎。由於仕途坎坷、生活潦倒，柳永由追求功名轉而厭倦官場，沉溺於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以畢生精力作詞，並在詞中以“白衣卿相”自詡。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但骨子裏還是忘不了功名，希望走上一條通達於仕途的道路。柳永是矛盾的，他想做一個文人雅士，卻永遠擺脱不掉對俗世生活和情愛的眷戀和依賴；而醉裏眠花柳的時候，他卻又在時時掛念自己的功名。然而，仕途上的不幸，反倒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揮。
據傳，柳永晚年窮愁潦倒，死時一貧如洗，無親人祭奠。歌伎念他的才學和痴情，湊錢替其安葬。每年清明節，又相約赴其墳地祭掃，並相沿成習，稱之“吊柳七”或“吊柳會”，這種風俗一直持續到宋室南渡。
開創意義
這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説：
1、慢詞的發展與詞調的豐富
整個唐五代時期，詞的體式以小令為主，慢詞總共不過十多首。到了宋初，詞人擅長和習用的仍是小令。與柳永同時而略晚的張先、晏殊和歐陽修，僅分別嘗試寫了17首、3首和13首慢詞，慢詞佔其詞作總數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創作了慢詞87首調125首。柳永大力創作慢詞，從根本上改變了唐五代以來詞壇上小令一統天下的格局，使慢詞與小令兩種體式平分秋色，齊頭並進。
小令的體制短小，一首多則五六十字，少則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詞的篇幅較大，一調少則八九十字，多則一二百字。柳永最長的慢詞《戚氏》長達212字。慢詞篇幅體制的擴大，相應地擴充了詞的內容涵量，也提高了詞的表現能力。
在兩宋詞壇上，柳永是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他現存213首詞，用了133種詞調。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個詞調中，有一百多調是柳永首創或首次使用。詞至柳永，體制始備。令、引、近、慢、單調、雙調、三疊、四疊等長調短令，日益豐富。形式體制的完備，為宋詞的發展和後繼者在內容上的開拓提供了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柳永對慢詞的探索創造，後來許多詞人或許只能在小令世界裏左衝右突，而難以創造出像《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那樣輝煌的慢詞篇章。
2、市民情調的表現與俚俗語言的運用
羈旅行役之感與抒情的自我化
北宋陳師道説柳詞“骫骳從俗，天下詠之”（《後山詩話》），王灼也認為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碧雞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詞面向市民大眾的特點。
唐五代敦煌民間詞，原本是歌唱普通民眾的心聲，表現他們的喜怒哀樂的。到了文人手中，詞的內容日益離開市俗大眾的生活，而集中表現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情趣。柳永由於仕途失意，一度流落為都市中的浪子，經常混跡於歌樓妓館，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歌妓和市民大眾的生活、心態相當瞭解，他又經常應歌妓的約請作詞，供歌妓在茶坊酒館、勾欄瓦肆裏為市民大眾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詞的創作路數，而迎合、滿足市民大眾的審美需求，用他們容易理解的語言、易於接受的表現方式，着力表現他們所熟悉的人物、所關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現了世俗女性大膽而潑辣的愛情意識。在其他文人詞的同類題材作品中，愛情缺失的深閨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來順受，內心的願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詞中的世俗女子，則是大膽而主動地追求愛情，無所顧忌地坦陳心中對平等自由的愛情的渴望。試比較：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户。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兼尺素。山水長闊知何處。（晏殊《鵲踏枝》）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卧。暖酥消，膩雲嚲。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柳永《定風波》）
這兩首詞都是寫女主人公因愛人外出未歸而憂愁苦悶。然而晏詞含蓄，柳詞坦率。柳永此詞因直接表現世俗女子的生活願望，與傳統的禮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責難。柳永另一首《錦堂春》（墜髻慵梳）所寫的市民女子，更是對負約不歸的郎君既埋怨，又數落，並且設想等他回來時該如何軟硬兼施地懲治他，以使他今後，不敢再造次。這種潑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寫法，正符合市民大眾的審美趣味。
其次是表現了被遺棄的或失戀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聲。在詞史上，柳永也許是第一次筆端伸向平民婦女的內心世界，為她們訴説心中的苦悶憂怨。且看其《滿江紅》：
萬恨千愁，將年少、衷腸牽繫。殘夢斷、酒醒孤館，夜長無味。可惜許枕前多少意，到如今兩總無始終。獨自個、贏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傷感，將何計。 空只恁，厭厭地。無人處思量，幾度垂淚。不會得都來些子事，甚恁底死難拚棄。待到頭、終久問伊看，如何是。
詞以女主人公自敍的口吻，訴説失戀的痛苦和難以割捨的思念。另一首《慢卷》（閒窗燭暗）寫女主人公與情人分離後的追悔和對歡樂往事的追憶，也同樣傳神生動。這類表現普通女性心聲的詞作，配合着哀婉動人的新聲曲調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眾情感的共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卻掃編》）。
再次是表現下層妓女的不幸和她們從良的願望。柳永長期流連坊曲，與歌妓交往頻繁。他雖然有時也不免狎戲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態度對等她們，認為她們“心性温柔，品流詳雅，不稱在風塵”（《少年遊》）；欣賞她們“豐肌清骨，容態盡天真”（《少年遊》）的天然風韻；讚美她們“自小能歌舞”、“唱出新聲羣豔伏”（《木蘭花》）的高超技藝；關心同情她們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贏得是淒涼。追前事、暗心傷。”（《少年遊》）也常常替她們表白獨立自尊的人格和脱離娼籍的願望：“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迷仙引》）柳永這類詞作，與晚唐五代以來的同類相比，不僅有內容風格的不同，更體現也一格觀念的變化。而作為當時一個特殊社會羣體的歌妓，與市民的生活內容、消費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詞真切地表現她們的命運，也非常貼近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和欣賞趣味。不過其中也有些低級趣味的色情描寫，這也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責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詞還多方面展現了北宋繁華富裕的都市生活和豐富多彩的市井風情。柳永長期生活在都市裏，對都市生活有着豐富的體驗，“列華燈、千門萬户。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鰲山聳、喧天簫鼓”（《迎新春》）的（《瑞鷓鴣》）的蘇州，也使他讚歎不已。他用彩筆一一描繪過當時汴京、洛陽、益州、揚州、會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榮景象和市民的遊樂情景。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詞從自然形勝和經濟繁華兩個角度真實地交錯描繪出杭州的美景和民眾的樂事。這都市風情畫，前所未有地展現出當時社會的太平氣象，而為文人士大夫所激賞。柳記不僅創造和發展了詞調、詞法，並在詞的審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變化，在題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發展。晚唐五代詞，除韋莊、李煜後期詞作以外，大多是表現離愁別恨、男歡女愛等類型化情感，柳永詞則注意表現自我獨特的人生體驗和心態。他早年進士考試落榜後寫的《鶴沖天》，就預示了這一創作方向： 此詞盡情地抒發了他名落孫山後的憤懣不平，也展現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羈的個性。
柳永在幾度進士考試失利後，為了生計，不得不到處宦遊干謁，以期能謀取一官半職。南宋陳振孫所説柳永“尤工於羈旅行役”（《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正是基於他一生宦遊沉浮、浪跡江湖的切身感受。由於“未名未祿”，必須去 “奔名競利”，於是“遊宦成羈旅”，“諳盡宦遊滋味”（《安公子》）。而長期在外宦遊，又“因此傷行役。思念多媚多嬌，咫尺千山隔。都為深情密愛，不忍輕離拆”（《六麼令》）。但“利名牽役”，又不得不與佳人離別：“走舟車向此，人人奔名競利。念蕩子、終日驅驅，爭覺鄉關轉迢遞。”（《定風波》）《樂章集》中六十多首羈旅行役詞，比較全面地展現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悶、辛酸、失意等複雜心態。稍後的蘇軾即是沿着這種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進一步開拓深化。
3、詞的表現方法的改變
柳永在詞的語言表達方式上，也進行了大膽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來的文人詞那樣只是從書面的語彙中提練高雅綺麗的語言，而是充分運用現實生活中的日常口語和俚語。諸如副詞“恁”、“怎”、“爭”等，代詞“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誰”等，動詞“看承”、“都來”、“抵死”、 “消得”等，柳永詞都反覆使用。用富有表現力的口語入詞，不僅生動活潑，而且像是直接與人對話、訴説，使讀者和聽眾既感到親切有味，又易於理解接受。當時“凡有井水飲處，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與柳詞語言的通俗化不無關係。嚴有翼《藝苑雌黃》即説柳詞“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引）。
詞的體式和內容的變化，要求表現方法也要作相應的變革。柳永為適應慢詞長調體式的需要和市民大眾欣賞趣味的需求，創造性地運用了鋪敍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於篇幅短小，只適宜於用傳統的比興手法，通過象徵性的意象羣來烘托、傳達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緒。而慢詞則可以盡情地鋪敍衍展，故柳永將“敷陳其事而直言之”的賦法移植於詞，或直接層層刻畫抒情主人公豐富複雜的內心世界（如上舉《定風波》、《滿江紅》詞）；或鋪陳描繪情事發生、發展的場面和過程，以展現不同時空場景中人物情感心態的變化。試比較兩篇名作：
歐陽修《踏沙行》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徵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柳永《雨霖鈴》
寒蟬悽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説。
兩首詞都是寫別情。歐陽修詞用的是意象烘托傳情法；則柳永詞則是用鋪敍衍情法，整個送別的場景、過程，別前、別時、別後的環境氛圍以及人物的動作、情態、心緒，都有細緻的描繪和具體的刻畫。歐詞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詞則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敍事情和隱約的情節性。這也是柳永大部分詞作的共同特點。
同時，他善於巧妙利用時空的轉換來敍事、佈景、言情，而自創出獨特的結構方式。詞的一般結構方式，即體現為迴環往復式的多重時間結構，如《駐馬聽》（鳳枕鸞帷）、《浪淘沙漫》（夢覺）和《慢卷》（閒窗燭暗）等。後來周邦彥和吳文英都借鑑了這種結構方式而加以發展變化。在空間結構方式上，柳永也將一般的人我雙方互寫的雙重結構發展為從自我思念對方又設想對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間結構，如“想佳人、粧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八聲甘州》）；“算得伊家，也應隨分，煩惱心兒裏”（《慢卷》）。
與鋪敍相配合，柳永還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寫景狀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敍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憶帝京》不加任何藻飾，卻生動地刻畫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過程。
後世影響
作為第一位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大詞人，柳永對後來詞人影響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説“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組）”；又説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禮、万俟詠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從柳氏來”（《碧雞漫志》卷二）。即使是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等著名詞人，也無不受惠於柳永。柳詞在詞調的創用、章法的鋪敍、景物的描寫、意象的組合和題材的開拓上都給蘇軾以啟示，故蘇軾作詞，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風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詞的表現方法和革新精神，從而開創出詞的一代新風。黃庭堅和秦觀的俗詞與柳詞更是一脈相承。秦觀的雅詞長調，其鋪敍點染之法，也是從柳詞變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藴藉而情韻更雋永深厚。周邦彥慢詞的章法結構，同樣是從柳詞脱胎，近人夏敬觀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鋪直敍，清真特變其法，迴環往復，一唱三歎，故慢詞始盛於耆卿，大成於清真。”北宋中後期，蘇軾和周邦彥各開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從柳詞分化而出，猶如一水中分，分流並進。
柳永紀念館位於武夷山風景名勝區武夷宮古街中段，一曲溪北岸，是一座三層樓閣式仿宋民間建築，佔地300米，坐南朝北，有展廳及辦公室、儲藏室、茶室等設施。風格樸實素雅，極富鄉土氣息。
柳永紀念館館名由原中顧委委員、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鋭題寫。大門前草坪矗立着柳永全身站立銅像，花崗巖四方基座高1.34米，基座正面鐫刻柳永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