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説生平，張説簡介
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職卑微，僅為洪洞縣丞。張説為文運思精密，年輕時很有造詣。垂拱四年（688年），武則天策試賢良方正，親臨洛陽城南門主考，張説應詔對策為天下第一。武則天以為近古以來沒有甲科，張説遂屈居為乙等，授任太子校書，遷左補闕。
長安初年（701年），詔令張説與徐堅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嶠總領此事。昌宗不學無術，只是廣引文詞之士，高談闊論，“歷年未能下筆”。唯張説與徐堅“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為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流”。書修成後，遷右史、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後又擢任鳳閣舍人。
長安三年（703年），女皇男寵張昌宗誣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與人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稱此是謀反，並脅迫張説作證，張説應允了。當上廷作證時，再次威脅他，張説卻慷慨陳詞，對女皇説：“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誣證之耳！”張昌宗陰謀敗露後，又氣急敗壞地反誣稱張説與魏元忠同謀反。張説又據理反駁，最後並説：“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張説理正詞嚴，揭露了張昌宗的非法行為，保護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則天卻不分是非曲直，反認為張説是“反覆小人”，再次鞫審，最後竟被無辜流放於嶺外。
唐中宗復位後，張説入為兵部員外郎，後轉工部侍郎。景龍年間（707年—709年），遇母喪離職，服喪未滿，中宗欲起復授黃門侍郎，當時“風教頹紊，多以起復為榮”，張説卻推辭不受，頗受有識之士的稱讚。服喪期滿，復授工部侍郎，不久改為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
景雲元年（710年），唐睿宗即位，張説遷任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這年秋天，譙王李重福潛入東都，欲謀奪皇位。兵敗後，東都留守捕獲了其黨羽數百人，審訊多月，遲遲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張説前去審理。張説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獲了譙王的主謀張靈均、鄭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狀，其餘誤捕下獄的一律宣佈無罪釋放。張説辦事幹練，深受睿宗的嘉獎，稱讚他説：“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這時，李隆基尚居東宮為太子，張説為侍讀，備受親近禮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結朝臣，朋比為奸，干預朝政，圖謀廢掉太子。這年二月，唐睿宗曾對待臣説：“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侍臣們明白，此事顯然是旨在離間挑撥父子關係，以動搖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覷，不知説什麼好。張説則直言不諱地説：“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災難不生。”睿宗聽後十分高興，即日下制止皇太子監國。第二年，又下制皇太子即位。
睿宗雖然退居為太上皇，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權。太平公主仍依恃皇兄權勢繼續幹預政事，變本加厲地謀害玄宗。她恨張説不趨附自己，便奏請睿宗，將他貶為尚書左丞，並出為東都留守。張説洞知太平公主之黨暗中懷有異謀，遂遣使者獻給玄宗一把佩刀，暗示他要果斷行事，以剷除太平公主之黨。故史稱“張説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為宗臣。”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謀亂之後，玄宗即召張説拜中書令，封燕國公。
開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為相。張説因與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張説又使殿中監姜皎向玄宗建議，任命姚崇為河東總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張説的計謀，不顧一再阻撓，仍拜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後，張説就私自到岐王李範家申述誠意。姚崇告發此事，張説被貶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
張説被貶不久，又因他事牽連，再貶為嶽州刺史。蘇頲擢任宰相，張説與其父蘇瑰為故交，撰《五君詠》獻蘇頲，其中一則是記蘇瓖事。蘇頲讀後很感動，上奏稱張説為“忠貞謇諤，嘗勤勞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遐方”。開元六年（718年）二月，張説遷任荊州長史。不久又遷任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
開元十年（722年），詔命張説為朔方節度大使，並去朔方巡視邊防，處置兵馬。開元十一年（723年），張説進為中書令。開元十七年（729年），再拜張説為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開元十八年（730年），張説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並御筆寫藥方賜予他。由於醫治無效，這年十二月病卒。時年六十四歲。贈太師，諡曰文貞，玄宗還親自為張説撰神道碑文。 張説(667～730) 唐代文學家，詩人，政治家。字道濟，一字説之。原籍范陽（今河北涿縣），世居河東（今山西永濟），徙家洛陽。武后策賢良方正，張説年才弱冠,對策第一,授太子校書。累官至鳳閣舍人。因忤旨流配欽州，中宗朝召還。睿宗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玄宗開元初，因不附太平公主，罷知政事。復拜中書令，封燕國公。出為相州、嶽州等地刺史，又召還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中書令，俄授右丞相，至尚書左僕射，中與張嘉貞有過權力爭鬥，最後扳倒張嘉貞，自任首席宰相。卒諡號文貞。與蘇頲（封許國公）齊名，俱有文名，掌朝廷制誥著作，人稱“燕許大手筆”公元730年，不幸病逝，壽63歲。
軍事
張説被貶不久，又因他事牽連，再貶為嶽州刺史。蘇頲擢任宰相，張説以與其父蘇瓖為故交，撰《五君詠》獻蘇頲，其中一則是記蘇瓖事。蘇頲讀後很感動，上奏稱張説為“忠貞謇諤，嘗勤勞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開元六年（718年）二月，張説遷任荊州長史。不久又遷任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
幽州地與奚、契丹接壤，為北方重鎮。這一年契丹首領李失活死，大臣可突於爭權，發生了內亂。唐朝派兵鎮壓，結果失利。張説上表，陳述利害，説：“臣熟知幽州兵馬寡弱，率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倉糧全無貯積。”因此，他請求加強戰備，以防止邊患。
在此期間，張説考慮到“國儲未贍，邊軍未息”，為了“靜人業農”，他上表情求屯田：“臣聞求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疾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鉅野，淇水可以灌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萑葦為粳稻，變斥鹵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國，下可以廩邊，河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屯田既可增加國庫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項很有益的措施。
開元七年（719年），張説檢校幷州大都督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他再次上表論奏邊事，主張對周邊少數民族實行安撫和睦政策，用兵不過是迫不得已的。後可突於終於立李失活的族弟鬱於為國主，並遣使請罪。玄宗即冊立鬱於，唐與契丹的糾紛終於圓滿解決了。
開元八年（720年）秋，朔方大使王晙密奏原突厥降户勾引突厥，謀陷軍城，因誅殺殆盡。此事引起了散居在大同、橫野軍附近的拔曳固、同羅諸部的恐懼不安。為了平息事端，張説只率二十從騎，持節去各部安撫，晚上還住在他們帳中。拔曳固、同羅諸部聽到後深為感動，“由是遂安”。
開元九年（721年）四月，原突厥降將康待賓誘使諸降户反叛，一時攻陷了蘭池六州。詔令王晙率兵討伐，並令張説知經略。康待賓暗中與黨項通謀，攻破了銀城、連谷，還佔據了糧倉。張説率馬步兵一萬人出合河關（今山西興縣）襲擊，康待賓等大敗而逃。張説率軍乘勝追擊，當追到駱駝堰時，党項部反戈。張説招撫党項流散人員，使各安其業。討擊大使阿史那獻以為党項反覆無常，請全部誅殺。張説制止了這一濫殺的做法，説：“王者之師，當討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即奏請設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眾”。同年九月，召拜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開元十年（722年），詔命張説為朔方節度大使，並去朔方巡視邊防，處置兵馬。這時，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康願子反叛，自立為可汗，劫掠牧馬，西渡黃河出塞。張説率兵追討，至木盤山擒獲了康願子，並俘虜三千人。為了防止這一帶的突厥降户再次騷亂，於是議請將居住在河曲六州的降户五萬餘人強行遷往中原的許、汝、唐、鄧、仙、豫等州。這樣，朔方之地，空蕩無人。張説因功賜實封二百户。
張説歷經邊鎮數年，熟知邊防事宜。當時沿邊鎮兵多達六十餘萬，他以時無強敵，奏請精減兵員，罷免二十餘萬。玄宗對裁減三分之一有些猶豫。張説解釋説：“臣久在疆埸，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衞及雜使營私。若禦敵制勝，不在多擁閒宂，以妨農務。”
張説還着手對府兵進行了改造。當時諸衞府兵，成丁入伍，六十歲免役，其家又不蠲免雜徭，漸漸貧弱，大都逃亡。先天二年雖然有所改革，規定二十五歲入伍，五十歲放免，屢次徵鎮者，則十年免役。但實際上徒有此令，
並未能付諸實施。因此這時府兵之法日漸破壞，番役更替多不按時，衞士逃匿，宿衞之士無法得以保證。鑑於這種情況，張説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衞，“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玄宗同意募兵，不過十幾天，即得到精兵十三萬人，“分隸諸衞，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張説的精減邊兵、改革府兵，有利於減輕人民的負擔，也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王夫之評論説：“張説所奏罷之二十萬人，無一人可供戰守之用，徒苦此二十萬之農民於奉拚除、執虎子、築場，供負荷之下。故軍一罷，而玄宗知其勞民而弱國也，而募兵分隸之議行，漸改為長從，漸改為彍騎。窮之必變，尚可須臾待哉？”
政治
開元十一年（723），張説進為中書令。在政治制度上所進行的重要改革是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在唐初設於門下省，為宰相議政之所。貞觀之後，中書省權力漸重。武周時裴炎由侍中改任中書令，為便於政務推行，遷政事堂於中書省，但仍是宰相議政之所。張説任中書令後，將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並“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同時，政事印為“中書門下之印”。這一改制，使政事堂有其所轄部門與屬官，由宰相議政之所變為朝廷最高權力機構。
唐玄宗統治前期，經濟繁榮，政治昇平，進入盛世。好大喜功的玄宗粉飾文治，特置麗正書院，聚集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説為修書使總領其事。由於文學之士受到寵遇，對其供給也十分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他們“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上奏罷免學士。張説反駁其言，説：“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玄宗聽到後，“重説而薄堅”。
開元十三年（725），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定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張説以宰相為學士知院事。他雖然地位顯赫，卻很謙遜。玄宗欲授任張説為大學士，他推辭説：“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後來在集賢院舉行宴會，照舊例，官位高者先舉杯，張説欲打破陳規，便對諸士子説：“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於是，眾學士一起舉杯同飲，一時傳為佳話。張説雅重詞學之士，善於用人之長。當時，在文學上有造詣、有名聲的韋述、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羲、孫逖、王翰等“常遊其門”，趙冬羲兄弟六人，韋述兄弟六人並詞學登科，張説極口稱讚：“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
張説“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鹹諷誦之”。是當代無人能企及的。他一生著作宏富，除了參與修撰《三教珠英》、主持改撰《開元五禮儀注》以外，還主持編撰了《大唐六典》。又奉玄宗之命，與他人一起類集要事，為諸王子習讀而編寫了《初學記》30 卷。後人收集他的詩詞、文賦、表奏、碑文、墓誌，總成文集30 卷。
文學
張説前後三次為相，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開元前期一代文宗，品評文苑，獎掖後進，深孚眾望。他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多特承帝旨撰述，尤長於碑文墓誌。與許國公蘇齊名，號稱"燕許"。皇甫《諭業》論唐文首列二家，謂"燕公之文，如口木口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閲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其文駢、散兼擅，《舊唐書·張説傳》載其《諫武后幸三陽宮不時還都疏》等疏表 3篇，皆政論名作。其他題材佳篇，如《起義堂頌》、《西嶽太華山碑銘》、《貞節君碑》、《姚文貞公神道碑》、《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或淵懿朴茂，或放出奇。沈曾植《菌閣瑣談》認為“燕許宗經典重”，已開中唐古文作家樑肅、獨孤及和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的先聲。張説又能詩，具盛唐風貌。官嶽州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之助。古體如《鄴都引》，沈德潛以為“聲調漸響，去王、楊、盧、駱體遠矣”(《唐詩別裁集》)；近體如《幽州新歲作》，方東樹以為“情詞流轉極圓美”，“親切不膚”（《昭昧詹言》）。一雲張説又能為小説，相傳《虯髯客傳》為其所作（《説郛》、《虞初志》等題張作），但無確證。
有文集30卷。今通行武英殿聚珍本《張燕公集》25卷、《四部叢刊》影明嘉靖丁酉本《張説之集》25卷。事蹟見新、舊《唐書》本傳。
姚崇是唐玄宗早期的著名賢相，死後葬於洛陽，姚崇曾與張説一起在朝中為相，但兩人之間的政見多有不合，因而隔閡很深。
傳説姚崇病危時，對守在身邊的幾個兒子説：“張説丞相與我政見不和，但他才華出眾，文章妙絕天下。我死後希望能讓他來給我寫墓誌。我們關係不好，但張丞相向來喜歡炫耀，愛好排場，尤其喜歡華美服飾，珍貴寶物。我死後，他一定會來弔唁。你們把我的服飾玩物中，寶貴值錢的東西放在牀帳前。張説假如不看，你們就無希望了；假如他注意這些東西，就把他喜歡的玩物給他送去，乘機請他為我寫篇墓誌。拿到文章就鐫刻，並把它送給皇帝過目。張丞相考慮問題常比我慢，幾天後一定要反悔。假如他收回碑文，就告訴他皇帝已經同意，並領他看刻好的石碑。”
姚崇死後，張説果然來了。張説看到姚家陳列的服飾、玩物，眼露欲光，看了三四遍。姚家人按姚崇吩咐的那樣去做，張説果然收下贈物，寫了一篇祭文，敍述姚崇的生平，褒揚姚崇的政績，詳盡而生動。張説本來就是當時有名的詩人，故文章一出，就被大家稱為傑作。姚家人連忙呈上皇帝過目並刻石。
幾天後，張説果然派人來索要稿本，説文辭不夠周密，想修改修改。姚崇的兒子們領來人看了已刻好的石碑，並告知皇上已過目同意。僕人回告張説，張説非常悔恨，撫着胸説：“死去的姚崇還能算計活着的張説，我今天才知道我的才能不如他的呀!”
張説有才智，但脾氣暴躁，又好受人賄賂。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所以與同僚的關係不甚融洽。開元十四年（726年）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隱甫，欲授任要官，張説卻認為他不通文學，遂奏請擬任金吾大將軍；前殿中崔月用與張説關係密切，便推薦他為御史大夫。玄宗拒絕了他的意見，即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心裏怨望張説。
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議檢括天下游户及籍外佔田，設置十道勸農事，分行郡縣督責檢查，張説擔心擾民，屢次從中阻止。這時，宇文融又請求吏部設立十銓，與蘇頲等分管選舉，凡有論奏，張説又極力抑止，“於是銓選失序”。宇文融憤怒已極，即聯合崔隱甫、李林甫共同彈劾張説，説他招引術士王慶則“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人道岸“窺詗時事，冒署右職”；其親吏張觀、範堯臣依據張説權勢，“市權招賂”，又擅自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言辭“醜慘”。玄宗十分惱怒，即敕令源乾曜、崔隱甫、刑部尚書韋抗於御史台鞫審張説。
源乾曜奉詔鞫審張説，罪狀多屬實，玄宗派高力士去看張説，見他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以表示“自罰憂懼”。高力士將此情況回報玄宗，並説：“説往納忠，於國有功。”玄宗聽後也很憐憫他，僅罷去中書令職務，命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只誅殺王慶則等人，受株連者十餘人。
開元十五年（727年）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與中丞宇文融唯恐玄宗再進用張説，一再上言詆譭他。於是“各為朋黨”，相互攻訐。玄宗疾恨朝臣朋比為奸，因命張説致仕，隱甫被免官，宇文融也被出為魏州刺史。
開元十六年（728年）二月，以尚書右丞相致仕的張説兼任集賢殿學士。張説雖罷知政事，專文史之任，但玄宗對他的寵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以徵詢張説的意見。
開元十七年（729年），再拜張説為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不久，又代源乾曜為尚書左丞相。他上任那天，玄宗特命有司供帳，奏音樂，具酒饌，並作御詩一篇以敍此事，儀式熱烈而隆重。不久，又以修撰謁陵儀注有功，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其長子張均為中書舍人，次子張垍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當時榮寵，莫與為比。”
開元十八年（730年），張説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並御筆寫藥方賜予他。由於醫治無效，這年十二月病卒。時年六十四歲。贈太師，諡曰文貞。玄宗還親自為張説撰神道碑文。
張説曾三任宰弼，擅長文學。一生掌文學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也頗有武略，可謂文武兼資。他明於政體，改革不合時宜的政治和軍事制度。故史家稱讚他“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説居力多”，是推動“開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