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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鼎孳一生經歷

龔鼎孳一生經歷

龔鼎孳生於1615年,殆於1673年。字孝升,因出生時庭院中紫芝正開,故號芝麓,諡端毅。安徽合肥人。與吳偉業、錢謙益並稱為“江左三大家”。崇禎七年(1634年)進士,龔鼎孳在兵科任職,前後彈劾周延儒、陳演、王應熊、陳新甲、呂大器等權臣。明代諫官多好發議論,擅於彈劾別人。龔鼎孳在明亡後,可以用“闖來則降闖,滿來則降滿”形容。氣節淪喪,至於極點。風流放蕩,不拘男女。在父親去世奔喪之時尤放浪形骸,夜夜狂歡。死後百年,被滿清劃為貳臣之列。著有《定山堂文集》、《定山堂詩集》和《詩餘》,後人另輯有《龔端毅公奏疏》、《龔端毅公手札》、《龔端毅公集》等。

龔鼎孳是明末清初文學家,明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616年1月5日)出生。安徽合肥人。崇禎七年(1634年)中進士,出任湖北蘄春縣令,崇禎十二年任兵部給事中。赴京途中,結識南京名妓顧橫波,攜其進京,後納為妾。初居宣北坊海波寺街“古藤書屋”,後遷至宣武門外大街,寓號“香嚴齋”。

龔鼎孳祖父和父親都頗有文名。而他少年早慧,十二三歲時即能做八股文,亦擅長詩賦古文。明崇禎七年進士,任湖北蘄水縣令。後因鎮壓張獻忠起義有功,升兵科給事中。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龔鼎孳投井自殺,被人救起後輔李自成,任直指使,巡視北城。受吏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清順治元年(1644年),睿親王多爾袞進京,龔鼎孳迎降,授吏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等。順治三年,曾受彈劾,但因皇帝賞識仍任原職。順治十一年,因法司章奏過激,涉及滿漢關係,被降職調用,下至南苑蕃育署管菜園。後又被貶去廣州。康熙元年(1662年)官復侍郎。後歷任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禮部尚書、會試下正考官等職。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673年10月12日)病卒。

龔鼎孳因失節喪操,不僅為明人所不齒,也為清人所蔑視。在明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權時,曾制定過查辦“從賊者”的制度,龔鼎孳就被列入了治罪名單,而清朝人也譏笑他“惟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而多爾袞更是認為龔鼎孳“此等人只宜縮頸靜坐,何得侈口論人”,“人果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責人”。諷刺他“自比魏徵,而以李賊比唐太宗,可謂無恥”。因此,龔鼎孳在仕途上便頗為艱難,往往是屢起屢僕,上下浮沉。康熙三年,才因其才名為世所重,方遷刑部尚書。龔鼎孳為人狂放不羈,反覆無常。經常有不合時俗的舉止,而受到當時人的譏笑。清人孫昌齡曾貶斥他説:“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為奇寶異珍,以悦其心。淫縱之狀,鬨笑長安。”

妻子顧眉號橫波,原為南京秦淮名妓,不僅貌美,而且工詩詞,畫蘭花,詩風清麗幽婉,畫亦著名,有《柳花閣集》。當時以才藝雙絕,與文人名士交遊甚廣而名動一時。後來龔鼎孳娶之為妾,深得寵愛,時稱橫波夫人。

《心史叢刊·橫波夫人考》中有一則軼事説,龔鼎孳之所以投降李自成,接受直指使的職位,就是因為他“生平以橫波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可見龔鼎孳對顧的寵愛。他曾為顧眉生作詩多首,稱她為“善持君”,被當時的文人戲稱為“善持夫人”。

龔鼎孳沉溺聲色,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在當時也很為人所非議,被孫昌齡責之為:“已置其父母妻子於度外,及聞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在清初,統治者為鞏固統治,進一步加強封建專制,而竭力強調儒家倫理綱常的背景下,他的行為自然得不到統治者的賞識,而因“素行不孚眾望”多次遭到清廷的降級貶職。

龔的元配夫人童氏卻操行賢節遠勝過了龔鼎孳。她曾兩次被明朝封為孺人,在明朝滅亡後,龔鼎孳降清,她不僅獨自在合肥居住,不隨龔進京,而且拒絕接賞清王朝的封賞,同龔的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但另一方面,他又因能保護文人學士,為民請命而享盛名,而且惜才愛士,對困厄貧寒名士常傾力相助。有“窮交則傾囊橐以恤之,知己則出氣力以授之”的名聲。又由於他富有才氣,洽聞博學,詩文並工,因此,在文人中聲望很高,時人把他與江南的錢謙益、吳偉業並稱為“江左三大家”。

龔鼎孳有清才,在明即與文人學士廣泛交往,著名者便有吳偉業、錢謙益、冒襄、方以智、閻爾梅、萬壽祺、曹溶、餘懷、紀映鍾、杜浚、龔賢、陶汝鼐、周亮工、李雯、曾燦、顧與治、鄧漢儀等一大批,另有王紫稼、柳敬亭等藝人。又因能保護文人學士,吳偉業稱讚龔鼎孳為官“唯盡心於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清代著名詞人陳維崧年輕時落魄潦倒,就得到龔鼎孳的慷慨相助,這使陳維崧一輩子都對其念念不忘。

龔鼎孳洽聞博學,詩文並工,在文人中聲望很高,時人把他與江南的錢謙益、吳偉業並稱為“江左三大家”。工書,善山水。詩畫皆得父孚肅之傳,畫山水,筆墨蒼鬱沉厚;嘗書送魏環極詩卷,間作山水蒼鬱沈厚。有一方閒印署:“臨川二十七”世孫。詩與吳偉業齊名。詩風多受杜甫影響,作詩情感深厚,於婉麗中亦多寓興亡之感,吳梅村説“其側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下讀之應為感動”。但其作品反映現實深度不夠,多為吟風弄月的宴飲應酬之作。早年詞作以“豔宗”為風尚,繼而“綺懺”,晚年成於“豪放”,以意象綿密、着意鍛鍊、好用擬人、善於和韻為主要風貌,在清詞史上獨具特色,是清初詞壇的主持者之一。

著有《定山堂集》47卷,其中《詩集》43卷,《詩餘》4卷。初刻於康熙四十二年(1673)。雍正時禁燬錢謙益文字,因書前有錢序,加之龔氏詩文內有礙語,全部板片入繳藩庫,世傳很少。光緒九年(1883),龔氏十四世孫龔考緒重為輯集付梓。

少年聰穎

在安徽合肥,關於龔家的故事很多,不僅坊間口口相傳,而且還收集在有關故事集裏。

在龔大塘採訪時,聽到老輩人講的兩個龔大司馬對“對子”的故事很有味道,一個是誇他從小就是神童,一個是損他徒有虛名。

據傳龔大司馬小時候非常聰明,讀書過目不忘。有一年,其父送他去趕考,當時考生很多,要按順序排隊入場。由於他年幼人小,父親只好將他架在頸脖上。輪到他時,主考大人見是一個小孩騎在大人脖子上,問明情況,隨口出了一聯:“小學生將父作馬。”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老大人望子成龍。”因為考生很多,他好奇地東張西望,主考大人又從《孟子》“古之為市者”句中出了“以左右望”一句為上聯叫他對,他以《中庸》中第二十二章末尾一句“與天地參”來對答,非常貼切。這則故事至今仍為人樂道。

另一則故事説龔大司馬有一年衣錦還鄉,前呼後擁好不威風。快要進入合肥城門口時,馬路中間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在用石頭疊橋玩耍,旁若無人。差役上前一腳踢翻幾塊石頭,喝叫小孩快快讓路。這個小孩站起來質問差役:“為什麼要踢我的石頭?”差役大聲喝道:“龔大司馬到此,你小孩膽敢攔路,真是該打!看你是小孩,就免一頓打,快快滾開!”小孩不服氣地説:“要我讓路不難,你去請龔大人下轎來見我,我出個對聯,他若能對出,我就給他讓路,不然請他另走別處。”龔大司馬要小孩當面出上聯,小孩不假思索隨口唸出:“踢去壘橋三塊石。”龔大司馬搜腸刮肚,思索半天,一時竟對答不出,只好吩咐差役改道回府。

龔大司馬回到府裏後悶悶不樂,茶飯不思,他姐姐來看他,問他有什麼不樂意的事情,為何心中不快?他把路遇小孩攔道出對聯的事説了。他姐姐問明小孩出的上聯後,就對他説下聯可對:“剪開出路二重山。”

龔大司馬一聽姐姐對的下聯真妙,喜不自勝。第二天又坐着轎子到了那裏。小孩正在等他,問他是否對着下聯了。龔大司馬説昨天自己心裏煩亂,一時沒有想出,這上聯有什麼難對的,説着就念出下聯。小孩一聽哈哈一笑,説這不是你對的,而是一個女子對的。龔大司馬問何以見得,小孩説只有女人常用剪子,“剪”字應當換個“劈”字,“劈開出路二重山”才貼切。兩座山連在一起,用剪子能剪開嗎?我只知道劈山開路,沒有聽説過用剪子剪開山的。龔大司馬聽了小孩的話,羞得滿面通紅,再也無話可説了。

孳龔灣巷

在安徽省合肥市,龔大塘的出口處就是永紅路,過去叫“龔灣巷”。龔家在合肥是大户人家,關於他們的故事自然也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龔萬巷”的故事。合肥市文化館編著的《合肥民間文學》講述了“龔萬巷”的由來。

當年這裏曾居住着兩户相鄰的人家。一家姓龔,家主為朝廷重臣,人稱“龔大司馬”;另一家姓萬,家主為地方權貴,人稱“萬大老爺”。這兩户人家雖相鄰多年,但並不來往。好歹是左鄰右舍,各走各的門,各用各的灶,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無事。

孰料這年,龔、萬兩家同時大興土木,翻建房屋,均欲將各自山牆向外延伸,以擴大房基,結果引發了爭吵。你不允我不依,一時間吵得天昏地暗,直吵到縣衙老爺那裏。龔、萬兩家都是有權有勢的人家,縣衙老爺乃七品芝麻小官,豈敢輕易判決,以致官司遲遲沒有結果。

龔家氣憤難忍,派管家人持書星夜趕往京城,稟報龔大司馬,希求龔大司馬出面干預,以振族威,出掉這口怨氣。遠在京城的龔大司馬接到家書後,起初確也很氣惱,好在其婦人乃一知書明理之人,聞情後淡淡一笑而勸道:“相鄰相爭,只為一牆,何值如此。汝乃朝廷要臣,官居高位,對此區區小事,當大度才是,讓人幾尺何妨?”

龔大人聞妻言之有理,頓時息怒,隨即付書一封,交管家人帶回。龔家人接到龔大人來書,拆開一看,見書僅詩一首。詞曰:“千里來信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還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龔家人見言,皆息怒默語,悄悄將與萬家相鄰的山牆拆除退後三尺。

龔家一反當初的舉動,使萬家很受震動,愧疚之餘,也仿效龔家做法,主動將與龔家相鄰的山牆退建三尺。這樣一來,使得龔、萬兩家宅居間形成了一條六尺寬的巷道。人們便把這條巷道稱為“龔萬巷”,叫來叫去叫白了,就成了後來的“龔灣巷”了,即如今的“永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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