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的故事
出仕晉朝
裴松之八歲時就通曉了《論語》《毛詩》。他博覽古書，立身處世簡樸。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20歲的裴松之擔任殿中將軍。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裴松之的舅舅、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而未去。不久，軍閥火併，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不久出任員外散騎侍郎。
義熙初年（405年），裴松之作了吳興故鄣縣令，因為政績顯著，被調入京城作尚書祠部郎。在任期間，他認為民間私立的碑銘多與事實不符，由此上書朝廷分析危害，朝廷贊同，於是禁止了這種行為。
顯貴於時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後來的宋武帝）率軍北伐，兼任司州刺史，讓裴松之作了州主簿，後又調裴松之為治中從事史。攻克洛陽後，劉裕説：“裴松之是朝廷人才，不應該長久主持邊務，現召他為世子洗馬，與殷景仁相同，可派人去告訴他。”在商議建立五廟的時候，裴松之認為妃子臧氏的廟樂也應該與其他四廟相同。此後，裴松之被任命為零陵內史，隨後又轉任國子博士。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司徒徐羨之等人被誅殺，文帝派遣特使，巡行天下，裴松之奉命出使湘州。 [7] 自湘州歸來，他將所探詢的吏政民情，歸納為二十四項條款上奏，議論者都稱讚他。不久，裴松之升任中書侍郎和司、冀兩州的大中正。文帝叫他註解陳壽的《三國志》，裴松之把傳記聚集在一起，增加了許多新奇的內容，完成後奉給文帝。文帝看後很高興，説：“這是不朽之作啊。”
後來裴松之出京任永嘉太守，他關愛百姓，使官民相處得頗為融洽。後又入補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任司、冀兩州的大中正。不久又出任南琅琊太守。
任內去世
元嘉十四年（427年），裴松之辭官致仕，但卻被朝廷任命為中散大夫，不久任國子博士，又提升為太中大夫，仍任國子博士，並接替何承天撰寫國史，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寫，就在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去世了，享年八十歲。
政治
義熙初年（405年），裴松之調任尚書祠部郎，掌管祭祀之事。東漢末年開始，去世者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且奢靡之風頗盛。東晉承漢魏餘弊，社會風氣浮華奢靡，以誇富鬥侈為尚，官僚地主之傢俬立碑銘的現象非常普遍，都以此誇耀自家功績，每每標榜身世，高其門第，浮偽失實。裴松之對這種現象頗為不滿，他上書朝廷，建議嚴加限制。在奏表中，他揭露了當時虛自標榜的浮誇風氣，分析了私立碑銘的危害。他認為，碑銘之作是為明示後人，所以碑銘的內容必須與實際情況相稱，才能夠取信於後世。而現在弄虛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後人沒有取信的標準，掩蓋了歷史的真相。他建議，經社會公議認可後，方可勒石立碑。此建議被採納，從此一概禁絕私家立碑，對當時的不正之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史學
陳壽著的《三國志》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斷代史，敍事精略，記事翔實，取捨材料十分嚴慎，但記載史實也有前後矛盾之處，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與“表”。至南朝宋代，裴松之接到宋文帝的御旨，要他為《三國志》充實史實，也就是“注”。為《三國志》作“注”，裴松之除了訪問遺址，考證三國一些事件發生的經過，聽年長者之回憶；另一方面他對所記載的地名、人物、事件一一查書考證。
在《上〈三國志注〉表》裏，裴松之把他的註文概括為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類。前兩類註文補充陳壽漏載之事、存錄一事的不同説法，在裴注中佔絕大多數，所以清人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這兩類又細分為四項。後兩類註文對顯然的失誤加以駁正、對史事或陳壽書加以評論，一般會冠以“臣鬆之案”或“臣鬆之以為”，雖然總體數量不多，但由於更能凸顯裴松之的史學意識，很受學者重視。
裴松之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敍。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瞭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松之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裴松之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松之引何劭《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説，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松之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説一事，而各書記載卻各不相同的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都抄錄在內，以完備不同的見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隨時發現錯誤即更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松之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説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説“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先帝不因為我地位、身份低微，而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廬中來拜訪我，向我詢問天下大事。）”一段，説明“不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陳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沈《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陳壽書截然不同。裴松之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修飾性的假文章）”，並説“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以此推論，他所説的卞、甄諸位皇后的言行，都不一定屬實）”，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陳壽不收錄這部分內容，確實是有理由的）”。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松之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江表傳》記載的更合理）”。《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衝《吳歷》所載，裴松之判斷為“《吳歷》為長（《吳歷》記載的更合理）”。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裴松之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敍事描寫兩個方面。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裴松之較關注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松之主張取“事類相從（相似的事情合在一起）”的原則，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沒有區分類傳）”，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説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麼，裴松之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敍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松之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祖父，裴昧官至光祿大夫。
父親，裴珪，官至正員外郎。
母親，庾氏，右將軍庾楷之妹，出身潁川庾氏。
兒子，裴駰，官至南中郎外兵參軍。
孫子，裴昭明，官至通直散騎常侍。
曾孫，裴子野，官至鴻臚寺卿、步兵校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