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禎簡介
王士禎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晉，為明朝布政使。士禎出生於官舍，祖父呼其小名為豫孫。五歲入家塾讀書，六七歲時讀《詩經》。順治七年（1650年），應童子試，連得縣、府、道第一，與大哥王士祿、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詩名。順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進士，文名漸著，23歲遊歷濟南，邀請在濟南的文壇名士，集會於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賦秋柳詩四首，此詩傳開，大江南北一時和作者甚多，當時被文壇稱為“秋柳詩社”，從此聞名天下。後人將大明湖東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園”，指為王士禎詠《秋柳》處。
順治十六年（1659年），任揚州推官，“晝了公事，夜接詞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到康熙帝召見，轉侍讀，入值南書房。升禮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書。不久，因受王五案牽連，被以“瞻循”罪革職回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帝眷念舊臣，特詔官復原職，因避雍正諱，改名士正。乾隆賜名士禎，諡文簡。但其後，世人，包括正統的中國文學史對之卻居然是“王士禛”或“王士禎”兩存而使用着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世貞）、李（攀龍）之膚廓，鍾（惺）、譚（元春）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既而宋詩質直，流為有韻之語錄；元詩縟豔，流為對句之小詞。於是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説，天下遂翕然應之。”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評王漁洋的詩：“一鱗半爪，不是真龍”。
王士禎的詩清新藴藉、刻畫工整，散文、詞也很出色。他提出的神韻詩論，淵源於唐司空圖“自然”、“含蓄”和宋嚴羽“妙語”、“興趣”之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作詩要訣。所傳詩文中，有不少題詠濟南風物，記敍濟南掌故之作。曾為蒲評點《聊齋志異》並題詩共勉。
一生著述達500餘種，作詩4000餘首，主要有《漁洋山人精華錄》、《蠶尾集》、雜俎類筆記《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居易錄》、《漁洋文略》、《漁洋詩集》、《帶經堂集》、《感舊集》、《五代詩話》。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禎升任户部郎中，到京城為官。當時的京城才人墨客雲集，為王士禎施展才華提供了舞台，他在詩歌創作中提出“神韻”説，開一代詩風。王士禎多才多藝，有大量名篇傳世，他寫景的詩文尤其為人稱道，所作小令中的“綠楊城郭是揚州”一句，被當時許多名畫家作為畫題入畫。王士禎的才華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賞識，康熙皇帝稱其“詩文兼優”，“博學善詩文”。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禎受到皇帝的召見，“賦詩稱旨，改翰林院侍講，遷侍讀，入仕南書房”，成為清代漢臣由部曹充詞臣的第一人。康熙皇帝還下詔要王士禎進呈詩稿，這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殊榮。王士禎遂選錄自己300篇詩作進奉，定名《御覽集》。從此，王士禎平步青雲，常常得到御賜字畫，還多次參加重要宴飲。
當時，王士禎詩名揚天下，官位也不斷遷升，成為清初文壇公認的盟主，一時間，詩壇新人、文壇後輩到京城求名師指點作品，往往首先拜見王士禎，如能得其一言片字褒獎，就會聲名鵲起。蒲松齡是落拓不第的文人， 《聊齋志異》也久不被世人認識，當蒲松齡找到王士禎時，王士禎“加評騭而還之”，還贈詩蒲松齡：“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為了讓《聊齋志異》出版，王士禎在該書上大書“王阮亭鑑定”，使得各家書坊爭相求索書稿，刊刻《聊齋志異》“以為榮”。當時的名流稱讚此事：“國家文治軼千秋，扢雅揚風，鉅公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稱首。”
宋嚴羽“妙語”、“興趣”之説，記敍濟南掌故周村城西長白山美麗的自然風光和優越的氣候條件，吸引了王士禎，他便在修建了別墅，名叫“夫於草堂”。每逢閒暇便來遊玩小住。盛夏酷暑，則全家來此消夏。這裏有漫山的森林，清碧的泉水，鹿鳴鶴舞，湖光山色，是難得的避暑勝地。附近又有繁華的周村，生活十分方便。苑城的袁守侗等大官僚，也都在山中見有別墅。
王士禎被罷官後，曾長期在山中別墅居住，登峯觀瀑，臨池戲魚。有時登臨會仙高峯，謠望清河碧帶，芽莊湖帆，乘興吟哦“東山清風來，西澗涼雨度”。興致高時，仰天長嘯，空谷傳響，極為愜意。他的《長白山錄》對長白山周圍的自然景色、山川風物做了詳細記敍，《夫於草堂集》、《香祖筆記》等，也是在這裏寫成的。
王士禎官至刑部尚書，頗有政聲。淵源於唐司空圖“自然”、“含蓄”和之作。
王士禎是清初詩壇上“神韻説”的倡導者。後人所輯《帶經堂詩話》，反映了他的論詩主張。王士禎論詩以“神韻”為宗，而其淵源則本於司空圖和嚴羽。他鼓吹“妙悟”、“興趣”，以“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為詩的最高境界。強調淡遠的意境和含蓄的語言。王士禎的詩歌創作，早年從明七子入手，“中歲逾三唐而事兩宋”，晚年又轉而宗唐，但是在這三次轉變中，提倡“神韻説”是貫穿始終的最能體現王士禎“神韻説”理論，並且寫得好的是他的七言絕句。
王士禎倡導的神韻説，主宰詩壇數十年。他的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在清代達到了頂峯，從而在中國詩歌理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為中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王士禎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去逝。享年78歲。王家曾四代官至尚書，桓台境內至今還存有歌頌王家功德的全國罕見的磚牌坊，上刻清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題寫的“四世宮保”四個大字。
清初詩人王士禎是繼司空圖、嚴羽之後倡導神韻理論的又一大家 是“神韻説”的“集大成”者。他也因標舉“神韻”而名聲大噪。遺憾的是，王漁洋平生只“拈出神韻”二字，並未對此作正面系統闡述。後世注家各執己見，紛紛詮釋，出現了一些不同觀點：
有認為“神韻”即 “格調”亦即 “肌理”，它是“徹上徹下無所不該”的，這是翁方綱“泛神韻論”的解釋。有認為 即，郭紹虞先生力主此説，他指出 ：“神韻”“韻” “實則漁洋所謂神韻，單言之也只一‘韻’字而已。”敏澤先生以為神韻 “有時是指創作上和形似，形式等等相對應的內在的神似、氣韻、風神等一類的東西”，“有時它又是指創作中那種在內容上以寫景為特點，在風格上比較清新，富有詩情畫意的氣氛和境界。”蔡鍾翔先生認為 ：神韻是“古淡清遠的意境”。吳調公先生在其著作《神韻論》“。葉嘉瑩先生也説 ：總論中則説 ：神韻的主要內涵是指詩味的清逸淡遠”“總清遠二妙，則為神韻。”錢鍾書先生在談到漁洋詩論時亦評述道“神韻乃詩中最高境 ：界”，”“説，説等等。以上諸“優遊痛快，各有神韻。此外還有味外味”“神韻分離，以韻為主”説自有其合理乃至深刻的方面，它們都不同程度地談到“神韻”的某種內涵。然而就漁洋詩論和詩歌創作的實際傾向來看，似感不甚妥切。筆者認為，王漁洋標舉的 “之 神韻”“神韻説”“有兩層含義 ：一是指詩歌藝術風格上，優遊不迫”與“沉着痛快”兩種風格並舉而又側重於古淡閒遠一格 （簡稱“並舉説”），二是指在某一首詩歌中追求“與的高度統一，重在詩的內在品質，韻”則偏重詩的外在風貌神”“韻”“神”“（簡稱“統一説”）。
明清時期對古典文學文法的研究日趨深入縝密，而與此同時王士禎王漁洋的“神韻説”卻又別開生面，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文法研究所執着的具體的文本形式，對古典作品藝術價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個更加玄奧的層面。
然而，究竟應當怎樣理解王漁洋的神韻説在古典文學形式觀念的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卻還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王漁洋自己在説明他的神韻説理論時説，他最喜歡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個字；有時又標舉出嚴羽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八個字來説明神韻的含義。從他的神韻説觀念和這些解釋中很容易得出這樣的觀點：神韻是指作品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某種情思內涵而不是形式方面的特點。翁方綱為了澄清神韻説的玄虛之論，在專析神韻説的《神韻論》文中把神韻解釋為“下筆如有神”的“神”，“熟精文選理”的“理”，乃至格調、肌理等，而最終歸之為“君形者”，似認為神韻屬於內藴方面的東西。現代學者錢鍾書先生在談及神韻時説，神韻“非詩品中之一品，而為各品之恰到好處，至善盡美”，也就是入神之意。用“君形者”、“神”或神氣、入神來解釋神韻，都意味着是從作品內藴的角度來理解神韻的。這樣理解當然不錯，因為“神韻”之“神”肯定與內在的精神意藴相關。但這樣解釋的結果，“神韻”的“韻”字似乎還沒有落到實處。當代學者吳調公先生則對神韻説中的“神韻”一詞作了更細緻的分析：
神與韻，原來是渾然一體。但細細分析起來，卻有一個由“神”生“韻”的過程。哪怕這變化很倏忽、很隱約，但卻分明包含着歌德所強調的一種“灌注”過程。既有詩人主觀“精神”的傾注，也有因灌注的需要從而有待於涵茹式地渟蓄或噴薄式地張揚，形成一種洋溢着“生氣”的載體。
總的説來，神韻論者比古代各種詩論家都更為注意“韻”，注意帶着內在節奏感的心靈的流動。
吳調公先生不僅指出了神韻説所包含的“神”和“韻”，即內在的精神與外在的節奏兩個方面，而且強調了神韻説的重心是在“韻”的方面，即“帶着內在節奏感的心靈的流動”。
如果把嚴羽看作神韻説的先驅之一，那麼應當説他所説的“別材”、“別趣”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興趣”還只是指示了一種模糊惝恍的意藴，還沒有將神韻的問題真正鍥入到文本分析的實處，因而還沒有構成關於藝術形式問題的觀念。王漁洋則不同，他的神韻説已成為可認知甚至可效法的東西，也就是説已經形式化了。翁方綱批評人們把神韻誤當作王漁洋的發明：“詩以神韻為心得之祕，此義非自漁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詩家之要眇處，古人不言而漁洋始明著之也。” 為什麼人們會把古已有之的東西當成是王漁洋的發明呢？除了因為王漁洋特標舉出神韻説的名目以立門户外，更重要的是王漁洋談論的神韻雖標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實際上卻有路徑可尋。 清著名藏書家、文學家。字子真，一字貽上、豫孫，號漁洋山人，一號阮亭。曾為避諱更名為士正，新城（今山東淄博桓台人）。順治十二年（1655），授揚州府推官，改韓林院侍講，國子監祭酒，累官至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案失察免官歸。以詩文為一代宗師，其詩多抒寫個人情懷，早年作品清麗華贍，中年後轉為清淡蒼勁。擅長各體，尤工七律。與朱彝尊齊名，時稱“朱王”。家富藏書，其先父有遺書，然而因兵火散佚過半。他入仕途後，借他人的藏書錄做副本。所得收入，悉以購書，長達30餘年，從無間斷。康熙四十年（1701）請假告歸，惟載書數車以行，弟子禹之鼎為之畫有《載書圖》。作書樓“池北書庫”，取白居易池北書庫之名命名，藏庋之富，甲于山左。與“曝書亭”並稱盛一時。有《池北書庫藏書目》，收錄宋元明本近500種，每書之下撰寫有題記，現代藏書家王紹曾輯有《漁洋讀書記》600篇。朱彝尊為之作《池北書庫記》。又精於鑑賞，書賈賣書欲抬高書價，必説：此書經新城王先生鑑賞過。藏書印有“王阮亭藏書印”、“御史大夫”、“宮詹學士”、“忠勤公之世孫”、“經筵講官”、“懷古田舍”、“琅琊王氏藏書之印”、“國子祭酒”、“寶翰堂章”等圖章數十枚。諡文簡。著有《帶經堂集》、《漁洋詩文集》、《漁洋山人精華錄》、《居易錄》、《精華錄訓篆》、《池北偶談》、《蠶尾集》、《香祖筆記》等數十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