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是互文嗎

文以載道詩以言志不是互文。互文，也叫互辭，是古詩文中常採用的一種修辭方法。古文中對它的解釋是：參互成文，合而見義。具體地説，它是這樣一種互辭形式：上下兩句或一句話中的兩個部分，看似各説兩件事，實則是互相呼應，互相闡發，互相補充，説的是一件事。由上下文意互相交錯，互相滲透，互相補充來表達一個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辭方法。文以載道和詩以言志的意思是：文章是用來記述、闡明道理或思想的，詩是作者用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志趣的。

小編還為您整理了以下內容，可能對您也有幫助：

怎麼理解“詩言志，歌詠言”？

個人認為這句話是一句互文。詩言志、歌亦言志，歌詠言、詩亦詠言。詩歌以其簡短的形式描寫作者心中的理想與情感。正因為其簡短，所以最能發揮語言文字的魅力。一首好的詩歌必定會引發讀者無限的遐想！而人的理想與情感是很難具體描述的。唯有詩歌這種體裁才能利用人們的遐想，充分表達理想與情感。所以詩言志，歌詠言。

詩以言志文以載道是中國古典文學創作推崇的理念嗎

**是的**。詩以言志文以載道是中國古典文學創作推崇的理念之一。這個理念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深遠的影響，是古代文藝思想的主流。志和道都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家追求的目標，文學藝術作品不僅要表現作者的志向和意願，還要承載着傳遞思想、弘揚正道的使命。

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家們認為，文學藝術是傳遞思想、弘揚正道的工具。因此，他們強調文藝作品的思想性、主題性、方向性，注重作品對於社會和人生的啟示和教化作用。同時，他們也主張文藝不能做市場的奴隸，而應該追求作品的深度和內涵，承載着弘揚正道、傳承文化的使命。

在現代社會，我們也可以從這一理念中汲取營養，強調文藝作品的思想性和主題性，推動文藝大發展大繁榮，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文以載道是誰提出來的

"文以載道"出自宋理學家周敦頤《通書·文辭》:"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以載道是關於文學社會作用的觀點。由中唐時期韓愈等古文運動家提出的"文以貫道"發展，經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的解釋得到完善。"文以載道"的意思是説"文"像車，"道"像車上所載之貨物，通過車的運載，可以達到目的地。文學也就是傳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

詩言志，文載道

中國有“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文以載道”等説法。這裏的“志”是精神志向，“道”是道理、道德的意思。品讀中國詩文，除了名篇佳作的語言之美，還可以培養自己的完善人格，洞察社會事理，明瞭兼善天下之道，這當是中國詩文除了雅言之美外的另一個功效。

1、讀詩文以養人格

中國向來是一個崇尚文治的國度，而中國“文治”又突出表現在對“道德情操”“精神志向”等方面的尊崇，這使它區別於今人所理解的指向文學藝術或科技之類的“文”。因而出現了“文人羣體”這個特殊的指稱。

他們身份不定，可能是文官，但也有可能是武將，比如歷史上著名的武將辛棄疾、岳飛等。

岳飛是南宋名將，他的一生為抗擊金人的侵略而奮不顧身，寫下了著名的《滿江紅》，其詞句響徹雲霄，激勵着一代代中國人的豪情壯志。

如果是“詩言志”，那麼，在唐詩中也是屢見不鮮的。

唐初的陳子昂《登幽州古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是什麼感情呢？是宇宙的胸懷，是小小的個人身處浩大宇宙之中時 ，心靈最深的感觸。

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這又是什麼樣的感情？是一個人面臨國破家亡時，心靈最痛苦的感觸。

王昌齡《芙蓉樓送新漸》：“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這呢？又是什麼樣的感情？這是中國文化培育出的孤介傲岸的形象和光明磊落、表裏澄澈的品格。

王翰《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又是什麼感情呢？這是中國古人特有的昂揚奮發、殺敵報國、建功立業的抱負，是靈魂深處的高歌。

通過詩詞抒發情感、表明志向，突出顯現中國人的浩然正氣，這是屬於中國人的氣節。

于謙在《石灰吟》中寫道：“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文天祥的《過零丁洋》中自述：“惶恐灘頭説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李白的《南陵別兒童入京》中更是瀟灑肆意:“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詩詞優美而又有氣勢，無不體現出中國人傲骨錚錚、正氣凌然的精神面貌。所以，讀古人詩文猶見古人為志而生的壯麗情懷，猶見古人浩然正氣的精神人格，也激勵了無數中華兒女確立了為國為民的遠大理想。

2、察人文以明事理

詩文透露出作者的個人感悟、人生經驗，其中包含了很多中國人所遵循的為人處世的道理。

唐代詩人孟郊在《遊子吟》中寫道：“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寫出了兒行千里母擔憂的深沉母愛，這是中國人都應該銘記的一首詩，時刻喚醒我們心中對母親的感恩和思念。

蘇軾為悼亡妻，一首《江城子》直抒生死隔離之蒼涼：“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 ，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粧。先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訴盡了夫妻陰陽兩隔的無奈和對亡妻無盡的思念，其深厚的情感令人讀來不免動容。

中國人重視家庭，重視血脈親情，這些真摯的感情以詩文的形式表達出來，讓人銘記於心。

從家庭到社會，再到人倫處世，中國古詩文是千年不竭的智慧之泉，滋養了一代一代的中國人，也是每一箇中華兒女茁壯成長的智慧之源。

3、家國情懷

家國情懷是貫穿於中國曆代詩文中的另一個鮮明主題。古詩人作者多懷抱“濟蒼生，服社稷”的人生理想，在中國浩如煙海的詩文中表達自己濃烈的家國情懷。

詩人關注民生、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貧困痛苦，表現了詩人對人民的強烈正義感和責任感。

千百年來，這樣的詩文很多，“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身外充徵賦，上以奉君親”，等等，無不表現出文人對家國民生的悲憫情懷。

在國家危難之際，不忘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挺身而出，奮不顧身，即使犧牲也在所不惜的人也大有人在，古今多少仁人志士譜寫了一曲曲壯麗的報國篇章。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這些詩文的背後都是一顆顆拳拳的愛國之心。

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一段 ，以自己的全部身心，將擔負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家國意識表達得極其感人：“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 ，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詩言志，文載道，我們在欣賞簡潔明快、朗朗上口的古詩文的同時，在做人、處事、治國等方面也受到了深刻啟迪，助力完善我們的人格、洞察社會事理的能力和兼善天下之道，是中華民族留給華夏兒女的一份至寶。

（摘抄整理）

如何看待 蘇軾的 以詩為詞

柳永的詞，音律諧婉，宜於歌唱；語言通俗，易於瞭解。然而，以文人詞的審美標準來衡量，有些內容顯得浮淺淫俗，格調不高。張舜民《畫墁錄》卷一載：“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1]，吏部不敢放官，三變不能堪，詣。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綵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晏殊固守著五代詞的典雅，對柳永的通俗化，自然是看不上眼的。雖然柳詞風行天下，但真正被文人士大夫所欣賞的，只是那些符合典雅規範的部分。也就是説，晏殊的觀念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層的審美趣味，而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偏好。宋代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蘇軾《永遇樂》詞末載：“少遊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少遊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東坡曰：‘“銷魂，當此際”（《滿庭芳》），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秦觀的長調，如《滿庭芳》（見第二講）等，明顯是受柳永影響。可是，這在蘇軾和秦觀自己眼裏，卻是一個弱點。葉夢得《避暑詩話》卷下亦載，蘇軾“於四學士（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中最善少遊，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為病。故常戲雲：‘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在蘇軾看來，秦觀和柳永之詞，不可謂不精美，但終究氣格不高，難以在格調上與前人爭勝。而蘇軾自己正是在這一點上推動了詞風的轉變，將詞的境界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在蘇軾之前，就已經有一些詞人表現出既不同於晏、歐，也不同於張、柳的藝術選擇。如范仲淹雖然與晏、歐同為朝廷重臣，但他曾於仁宗康定元年（1040）出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治今陝西延安），抗擊西夏。四年的軍旅生活，拓展了他的藝術視野，豐富了他的人生感受，因而他的詞風呈現出多面性。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蘇幕遮》）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漁家傲》）

《蘇幕遮》上闋寫景，下闋抒情。在外淹留之人，見秋景而頓生思鄉之念，愁思則隨酒而成淚，傷情之處，盡在無聲中。情思纏綿而細密，意境清麗而渾厚，語言婉轉而流暢。《漁家傲》則是守邊之作。蒼茫蕭瑟的塞外景象，艱苦孤寂的邊塞生活，將士們的久戍思鄉之情，一字一句都是真情流露，不加雕琢，沉鬱悲壯（P48）。從這兩首詞可以看出，範詞有婉約和豪邁兩種風格，尤其是《漁家傲》所表現出來的邊塞風光和征戰勞苦，慷慨悲涼，凝重渾厚，對後代詞風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也可以説，範詞已經超越南唐的藩籬，啟示著詞境新的開拓。尤其是那種沉鬱蒼涼的風格，成為後來豪放詞的濫觴。

王安石更具開創性，他的詞以抒發自我的情性與懷抱為主，進一步由表現個體人生的感受轉向對歷史和社會現實的反思，使詞具有了一定的歷史感和現實感。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峯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桂枝香》）

這首乃金陵懷古之詞，筆力勁峭，意境高遠。上闋寫金陵之景，美不勝收；下闋抒發盛衰之感，清空一氣。通過對六朝歷史興亡的反思，表現出對現實社會的憂慮（P78）。這首詞透露的資訊是，詞的表現功能已經由應歌娛樂轉為言志自娛，標誌著詞風正向詩風靠近。

范仲淹、王安石詞中所透露出來的新變，到蘇軾才真正匯聚成一股影響詩壇的重要力量。從五代到柳永，詞的生命是音樂，詞的內容大都是戀情別恨，因此協律是填詞的重要條件，婉約是詞風的正宗。而蘇軾以他天才式的開拓性，突破了這種傳統精神，推動了宋代詞風的又一次重大轉變，在詞壇上開闢了一種新境界。這種新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2]：

第一，詞與音樂的初步分離。詞本來就是合樂而產生的，因此在詞的最初階段，音樂性重於文學性。在蘇軾之前，詞必須協律而成為可唱的曲。當然，蘇軾也未必完全廢棄詞的音樂性，他的許多詞都可以入歌，如《蝶戀花》的“花褪殘紅青杏小”，為朝雲所歌；《賀新郎》的“乳燕飛華屋”為秀蘭所歌。因為蘇軾本人是懂音律的，《苕溪漁隱叢話》説蘇軾改《歸去來辭》為《哨遍》，使入音律；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他取韓愈的《聽穎師彈琴》稍加改動，使就聲律，作《水調歌頭》。然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卻並不注意歌唱。因此，前人多以蘇詞不協音律為病，晁補之説：“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吳曾《能改齋漫錄》）李清照在《詞論》中也説，蘇詞“往往不協音律。”如此看來，蘇詞雖然沒有完全否認詞的音樂效能，但的確有擺脱音樂性的趨勢。蘇軾這樣做的原因，並不是不懂音樂，也不是不能作可歌的詞，而是在為文學而作詞，不完全是為歌唱而作詞。這一轉變，就使得詞的文學性重於音樂性。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説：“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詩，多不協律。晁以道雲：‘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也就是説，蘇軾仗氣使才而作詞，不喜歡被音律所束縛，故將音樂性置於文學性之下。

第二，詞的詩化。詞與詩的區分，在形式上容易識別，但在句法和風格上卻不容易説明。前人在詩詞個性的界定上，一般將“詩莊詞媚”作為兩者分野的基本界限。洪亮吉《北江詩話》説：“詩詞之界甚嚴，北宋之詞，類可入詩，以清新雅正故也；南宋之詩，類可入詞，以流豔巧側故也。”這説明詩與詞界線分明，最要緊的地方在於風格上的清新雅正與流豔巧側，也就是所謂的莊與媚。然而，蘇軾卻不遵守這種正統的理論與因襲的精神，以清新雅正的字句，縱橫奇逸的氣象，形成了詩化的詞風。李清照《詞論》説：“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李清照主張“詞別是一家”，自然對蘇軾的這種作派不滿。陳師道《後山詩話》也説：“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將蘇軾在詞史上的地位與韓愈在詩史上的地位相提並論，倒也恰當。只不過陳師道批評他們都“非本色”，這反過來説明韓詩蘇詞的新變的確偏離了正統的軌道。因此，前人一般將蘇詞歸入別格而不算作正宗。但是，不容否認的是，蘇詞的開拓，取得了極高的藝術成就，提升了詞的品味和格調。

第三，詞境的擴大。在蘇軾之前，詞的內容以戀情別恨為主，範圍狹小。蘇軾不受此種束縛，不管什麼題材、思想和感情，都可以用詞來表現。同時，他還以豪放飄逸的作風，代替了以前婉約柔靡的格調，擴展了詞的意境。在蘇軾的作品裏，他無所不寫，或弔古傷時，或悼亡送別，或説理詠史，或寫山水田園，內容廣泛，情感複雜。而且，他以其傑出的才能和豐富的學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豪放飄逸的詞風。蘇詞所取得的成就，從內容與形式上突破了詞原有的狹窄傳統，也替南宋的愛國詞人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可以説，蘇詞是對詞史的極大豐富和提高，它推動了詞的積極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第四，個性分明。蘇軾以前的詞，因為內容表達、語氣句法、格律情調的相近，雖然在藝術水準上有工拙優劣之分，但作者和作品的個性卻極不分明。因此，馮延巳、晏殊、歐陽修的詞，經常混雜，有許多作品，到現在仍無法辨明。蘇軾的詞，都有具體內容，因為他經常在調下加題，事實分明。而且，蘇軾在詞中表現出自己的性格和生活情感，運用自己的語調句法，於是鮮明地呈現出作者和作品的個性。因此，蘇詞決不會與馮延巳的詞相混淆。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一作崩雲），驚濤拍（一作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一作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以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户，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粧。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惟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運算元·黃州定惠院寓居作》）

《赤壁懷古》和《赤壁賦》，情文並茂，同稱傑作，也同樣充滿豪放飄逸的精神。上闋寫赤壁月夜如畫的江山，起筆點出江流浩蕩，高唱入雲，無窮興亡之感，已先揭出。亂石驚濤，千堆雪浪，筆力雄勁，令人驚心駭目。一面是懷古，一面是傷今。下闋借歷史人物的描寫，表露自己因上的失敗，貶謫江湖，事業無成，早生華髮的感慨，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水調歌頭》是中秋夜懷念弟弟蘇轍而作。上闋因月而生天上之奇想，下闋因月而感人間之事實。揮灑自如，不假雕琢，而浩蕩之氣，超絕塵凡。起句破空而來，奇崛異常，而因問之不得其解，乃有乘風歸去之願，此願既然無法實現，則唯有徘徊於月下。上闋至此，一氣呵成，自由奔放，有天風海雨人之勢。下闋寫月光照人，無法成眠。以下愈轉愈深，自成妙境。寫月圓人不圓，頗有惱月之意，反思則人月無常，自古皆然，又有替月分解之意。結尾更進一層，既然人月自古難全，唯有各自善保，籍月明心，永不相忘。《江城子》是悼亡之作，真情鬱勃，句句沉痛，音節悽婉。起句言死別之久，相隔之遠，然後設想相逢不相識的狀態。下闋忽然折到夢境，軒窗梳粧，猶是十年前的景象。“相顧”兩句寫相逢之悲，與起句呼應。結尾傷情“腸斷”，無可復加。《卜運算元》自比孤鴻，表現自己在貶謫中孤高傲世的品性，辭意極為深厚（P88）。

從蘇軾的這些代表作品來看，蘇詞內容廣泛，境界高遠，打破了詞的嚴格和因襲傳統的精神，開拓出闊大純清的新氣象。不過，蘇詞的這種拓展，歷來為正統詞論家所批評，如徐師曾《文體明辨》認為詞當以婉約為正宗，豪放是別格：“論詞有婉約者，有豪放者。婉約者欲其詞情藴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蓋雖各因其質，而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為正。否則雖極精工，終非本色，非有識者之所取也。”“非本色”是批蘇詞的重要理由，《四庫提要》甚至明確將蘇詞比擬為唐詩中的韓愈：“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蘇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尚與《花間》一派並行而不能偏廢。”當然，也有人能純粹從詞史的學術立場出發，摒棄正宗與別格的價值判斷，對蘇詞的新變作歷史的評價，如胡寅《題向子（？）〈酒邊詞〉》：“柳耆卿後出，掩眾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台矣。”王灼《碧雞漫志》則具體指出了蘇詞對宋代詞風的革新意義和價值：“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總之，蘇軾是宋代詞壇的革新者和開風氣者，因為他的努力，為宋詞開闢了一個新的局面。

在兩宋詞風的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性人物之一。當時如黃庭堅、晁補之、毛滂等人，詞風受蘇軾影響較大。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枝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霓。只恐花深裏，紅露濕人衣。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謫仙何處，無人伴我白螺杯。我為靈芝仙草，不為朱脣丹臉，長嘯亦何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黃庭堅《水調歌頭》）

曾唱牡丹留客飲，明年何處相逢。忽驚鵲起落梧桐。綠荷多少恨，回首背西風。 莫歎今宵身是客，一樽未曉猶同。此身應似去來鴻。江湖春水闊，歸夢故園中。（晁補之《臨江仙·和韓求仁南都留別》）

溪山不盡知多少，遙峯秀疊寒波渺。攜酒上高台，與君開壯懷。 枉做悲秋賦，醉後悲何處。白髮幾黃花，官裘付酒家。（毛滂《菩薩蠻》）

這些詞，或得蘇詞的豪放，或得蘇詞的飄逸。黃庭堅有一部分詞接近柳永，有一部分受蘇軾影響。晁補之、毛滂雖然沒有蘇軾的氣魄與風格，卻深受蘇詞的影響。到了南宋，蘇派的詞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張孝祥、陸游、辛棄疾、陳亮、劉過、劉克莊等人，將蘇軾的詞風進一步發揚廣大。尤其是辛棄疾，成為蘇軾衣缽的繼承者，領袖著南宋的蘇派詞人。

參考資料：唐宋文學

聶耳是怎樣為 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的

1935年2月，聶耳正準備去日本避難，得知電影《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要求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並承諾到日本以後，儘快寄回歌稿。

1935年2月，導演許幸之接手《風雲兒女》的拍攝，不久後，去監獄裏探監的同志輾轉帶來了田漢在獄中寫在香煙盒包裝紙背面的歌詞，即《義勇軍進行曲》的原始手稿。

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後，完成了曲譜的定稿，並在四月末將定稿寄給上海電通影片公司 。之後，為了使歌曲曲調和節奏更加有力，聶耳和孫師毅商量，對歌詞作了3處修改，從而完成了歌曲的創作。

擴展資料：

義勇軍進行曲社會影響：

2009年，在新中國成立60週年之際，中國唱片上海公司精選了《義勇軍進行曲》不同時期21段珍貴錄音，編輯出版了《〈義勇軍進行曲〉錄音珍版典藏》唱片。10月，中國書法家協會舉行了60位書法家同書國歌展覽。

2010年5月9日，中國書法家協會、人民畫報社主辦了《國歌》大型主題書法集 。9月9日，以《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事件為中心而創作的電視劇《國歌》在電視台與湖南衞視播出 。

2011年，河北省英烈紀念園建成國歌廣場，併為國歌的詞作者田漢與夫人安娥塑像 。7月，以聶耳與田漢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為核心內容的音樂劇《國之當歌》開始演出 。

2015年，《義勇軍進行曲》誕生80週年紀念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廳舉行  。5月15日，“愛我中華·唱響國歌”暨《義勇軍進行曲》誕生80週年青少年文藝匯演活動在北京舉行啟動儀式，該活動在全國十幾個分區開展  。

2015年18日，上海地方誌辦公室推出了首本國歌畫冊，收錄300多幅圖片 。8月，上海音樂出版社委約音樂評論家陳志音創作了《我們的國歌》。同月20日，藝術家秦怡參加央視公益節目《開學第一課》錄製，在節目中講述了國歌的故事  。

2016年9月2日，紀念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創作80週年圖片巡迴展在南京啟動。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義勇軍進行曲

文以載道，歌以詠志，學以致用出自哪裏

“文以載道”出自宋理學家周敦頤《通書·文辭》：“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載：裝載，引申為闡明；道：道理，泛指思想。指文章是為了説明道理，弘揚精神的。

“歌以詠志”出自曹操《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歌以詠志”：唱這首歌來抒發我的志願.歌：動詞，歌唱。以：連詞，同“而”，連接“歌”和“詠志”兩個動詞。詠：用詩歌來抒發。志：心願，胸懷。

“學以致用”最根本的是要把理論的知識和實際的應用要聯合起來，由淺入深、達到熟能生巧的目的，學到的東西要經常揣摩，真正地理解其含義（包括使用的方法，注意的事項）然後按照理論的要求在實踐過程中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再從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學習新的知識來解決，就這樣相互促進學習，逐步加深自己的理論知識與實踐應用。

聶耳和冼星海的歌曲特點?（要詳細）

“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樂乃心聲”。聶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1]，都是那個特定的民族危亡時代所造就。那些鏗鏘有力的音符，也都是當時環境下人民的心聲。日本侵華和國內抗日羣眾運動的風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樂與從此結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的十天後，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聲可聞、難民在街上到處流離奔走哭喊的環境中，聶耳在日記中首次提出“怎樣去做的音樂”。聶耳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又是一個者，而且恰恰因為後者，才能出現前者的輝煌。

《義勇軍進行曲》在銀幕上首次響起時，不幸正逢聶耳去世，但這支歌作為民族的號角響徹了中華大地，還享譽全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英、美、印等許多國家電台經常播放此歌。戰爭結束前夕，美國還批准將其列入《盟軍勝利凱旋之歌》中。新中國成立前夕徵集國歌時，周恩來就提出用這首歌，並在新政協會上一致通過。在1949年的開國大典和此後每年的國慶節，聶耳譜出的樂章都雄壯地奏響，這足以告慰亡逝於異國的英靈。

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創作生活約10餘年，共作歌曲數百首（現存250餘首），大合唱4部、歌劇1部、交響曲2部、管絃樂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鋼琴等器樂獨奏、重奏曲多首。在冼星海的創作中，數量最多、影響最廣的是多種多樣的羣眾歌曲。其中有正面表現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採用號召性、戰鬥性的進行曲形式的《救歌》《青年進行曲》《保衞盧溝橋》和《到敵人後方去》；有具體展示人民戰爭壯美的戰鬥圖景、將抒情性與鼓動性或描繪性與概括性結合在一起的《在太行山上》《遊擊軍》和《》；有表現工農羣眾的勞動生活、採用特定的勞動音調和節奏寫成的《頂硬上》《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們開》；還有為抗戰中的婦女、兒童寫的《只怕不抵抗》《祖國的孩子們》和《三八婦女節歌》等等。在這些羣眾歌曲中，冼星海根據不同內容，創造具有不同個性特徵的音樂形象，或以具有衝擊力的節奏和挺拔高昂、富於稜角的旋律，表現激昂慷慨的情緒和威武豪壯的氣勢；或以氣息寬廣的旋律、舒緩沉着的節奏和抒情含藴的音調，體現人民豐富的內心世界。

冼星海的四部大合唱《生產運動大合唱》《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犧盟大合唱》。

其中《黃河大合唱》是最傑出的大合唱影響最為廣泛。

《黃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響最大的一部代表作。黃河大合唱簡介

《黃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響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作於1939年3月,並於1941年在蘇聯重新整理加工。這部作品由詩人光未然作詞,以黃河為背景,熱情歌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光榮歷史和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鬥爭精神，痛訴侵略者的殘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災難，廣闊地展現了抗日戰爭的壯麗圖景，並向全中國全世界發出了民族解放的戰鬥警號，從而塑造起中華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黃河大合唱》寫成於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秋冬，作者隨抗日部隊行軍至大西北的黃河岸邊。中國雄奇的山川，戰士們英勇的身姿激發了作者的創作靈感，時代的呼喚促使他懷着高漲的愛國熱情譜寫了一篇大型朗誦詩《黃河吟》，後來被改寫成《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作品由八個樂章組成，它以豐富的藝術形象，壯闊的歷史場景和磅礴的氣勢，表現出黃河兒女的英雄氣概。

嘉慶皇帝寫過的詩有哪些？

1.《知過堂自責》

聖人無過額只過，予過誠多愧寸心。

政教不能化民俗，立綱猶未肅官箴。

言多迎合身家重，事總因循習染深。

克己省愆惟自責，形端表正勉君臨。

簡介：嘉慶處理完和紳事件後，又面臨着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動，採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的生機，鴉片的流入，禾草的難題等等。但是嘉慶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於是由感而發。

2.《贊雙鶴齋》

結構年深仿惠山，名園寄暢境幽閒。

曲蹊峭茜鬆尤茂，小洞崎嶇石不頑。

簡介：廓然大公是圓明園四十景之一。本景亦稱雙鶴齋，位於舍衞城東北面，是園中一組較大的建築，仿無錫惠山的寄暢園而建。主體建築北瀕大池，園內景色倒映水中猶然兩景；另有詩詠堂、菱荷深處等景點。

3.《恭錄嘉慶七年御製罵廷臣詩》

滿朝文武着錦袍，閭閻與聯無分毫。

一杯美酒千人血，數碗肥羹萬姓膏。

人淚落時天淚落，笑聲高處哭聲高。

牛羊付與豺狼牧，負盡皇恩為爾曹。

4.《味餘書室全集序》

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幼而習，長而行，安身立命之處，必應以經書為標準。我朝龍興遼瀋，國語騎射，誠為最要根本，固應億萬禩敬承勿懈。然為海宇之主，亦不能不以文治化成天下。故天家子弟六齡即入上書房，從師受業，陶冶性情，涵濡德義，日親宿儒，克勤力學。雖才質有不同，聰鈍有互異，而化其驕泰之性，使知孝弟之方，悟經書之奧，功非淺鮮矣。視彼前朝太子，偶一出閣講學片時者，奚啻天壤之分哉！予悟性遲鈍，乙酉年入學，從覺羅奉碩亭先生讀書；至壬辰年而五經粗畢，從謝東墅先生學今體詩；至丙申年始從朱石君先生學古文，並古體詩，直至今日。時於幾暇，仍相商酌討論，書窗景況宛然如昨也。

5.《謁陵恭紀》

珠丘王氣遠來東，襟帶山河勢鬱葱。

峯嶺連延培地脈，鬆楸颯沓起雄風。

龍髯何處攀兜率，鶴御遙知蔭悶宮。

咫尺鼎湖心祗肅，來孫翹首望蒼穹。

淒涼秋露又逢時，展拜何由慰母慈。

繞膝當年成夢想，垂雲今日系遐思。

流光三載圓靈印，飲恨終天隙影馳。

鳳葢蒼茫無處覓，仰瞻霄漢不勝悲。

嘉慶簡介：

嘉慶帝顒琰，清高宗弘曆第十五子。生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初名永琰，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建為皇儲。五十四年（1789）被封為嘉親王。六十年(1795年)九月，被正式宣佈立為皇太子。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受乾隆帝禪位即帝位。其後，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顒琰暫時居住在毓慶宮。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後，開始親政  。

面對乾隆末年危機四伏的政局，嘉慶帝打出“鹹與維新”的旗號，整飭內政，整肅綱紀。誅殺權臣和珅，罷黜、囚禁和珅親信死黨。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祛邪扶正，褒獎起復乾隆朝以言獲罪的。詔罷貢獻，黜奢崇儉。要求地方對民隱民情“纖悉無隱”，據實陳報，力戒欺隱、粉飾、怠惰之風。但其對內政的有限整頓，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清朝政局的頹敗。

國內階級矛盾尖鋭，農民起義如火如荼。顒琰即位後，傾盡全力，大舉圍剿川、楚、陝農民大起義。更易統兵大員，嚴懲不力的將吏。嚴密軍事部署，實行剿撫兼施的兩手，分化瓦解起義軍。實行寨堡團練的堅壁清野，割斷了起義軍與人民的聯繫。嘉慶十年(1805年)，川、楚、陝農民起義被，清統治力量也受到嚴重削弱。嘉慶十五年(1810年)，了爆發於東南海疆的蔡牽起義軍。

嘉慶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發天理教起義，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監接應下衝進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顒琰下詔罪已，同時嚴令對衝進皇宮的起義軍血腥屠戮，無一倖免，並捕殺在城外的頭目林清等。天理教起義被。

在對外交涉中，嘉慶帝力主嚴禁鴉片，對英國侵略者在沿海的擾活動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對英國提出的幫助清朝起義軍，幫助澳門葡人抵禦法國的居心叵測的要求，明智地嚴辭拒絕。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拒絕了英國提出的建立外交關係、開闢通商口岸、割讓浙江沿海島嶼的要求。

而閉關鎖國的傳統觀念，也使其對外來事物採取盲目排斥態度。嘉慶帝在內亂頻仍、外患漸中，傾力企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鞏固，然而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勢，使清王朝的敗落於嘉慶末年已完全表面化，並從此日漸走向衰亡。

在位25年。卒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終年61歲。廟號仁宗，諡號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光裕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葬於河北易縣清西陵之昌陵。子五人：第一子未名夭。第二子宣宗。第三子惇恪親王綿愷。第四子瑞懷親王綿忻。第五子惠端親王綿愉。道光帝即位，於“孝恭”前加上“光裕”二字。

聶耳信息

聶耳（1912－1935）原名聶守信，字子義（亦作紫藝），漢族,雲南玉溪人。中國音樂家。他從小家境貧寒，對勞苦大眾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創作了數十首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黨領導的人民的產物。聶耳開闢了中國新音樂的道路，是中國無產階級音樂先驅。聶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另外由趙丹主演的影片《聶耳》在1959年上映後也受到廣大觀眾的好評。

聶耳字子義（亦作紫藝），1933年初加入中國黨。1935年所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中國人。新中國成立後，《義勇軍進行曲》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聶耳從小喜愛音樂（原名聶守信，改名為“聶耳”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耳朵特別靈），1918年就讀於昆明師範附屬小學。利用課餘時間，聶耳自學了笛子、二胡、三絃和月琴等樂器，並開始擔任學校“兒童樂隊”的指揮。1922年，聶耳進入私立求實小學高級部，1925年考取雲南省立第一聯合中學插班生。時值第一次國內風暴在中國南方興起，他開始受到進步書刊和《國際歌》等歌曲的影響。

聶耳四歲時，父親便病故了，家境貧苦，艱難。堅毅的母親，不僅含辛茹苦，承當着全部家務勞動，而且從不放鬆對兒女的教育。幾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給孩子們講岳飛、《柳蔭記》、《孟姜女》等流傳於民間的故事。母親常常用滇戲或花燈曲牌邊唱邊講。這些低徊哀婉的歌聲，象潺潺小溪一樣注入聶耳幼小的心房。成為他音樂藝術的啟蒙教育。 聶耳家附近，有個姓邱的木匠會吹笛子。那悠揚笛聲常常使聶耳入迷，後來，他和邱木匠熟識了，就利用課餘時間跟他學吹笛子，不久又學會了拉二胡，彈三絃和月琴。音樂，啟迪了聶耳的智慧，也豐富了他的生活。在學校他被推為“兒童樂隊”的指揮；在家裏他和兩個哥哥成立了“家庭小樂隊”。課餘或假日，他們常常結伴到西山、金殿等風光秀麗、環境清幽的地方練習合奏，有時，吃過晚飯，他們坐在翠湖堤上，一會兒合奏，一會兒獨奏，一會唱歌，通宵達旦，盡歡而歸。 一次，聶耳路過一座廟堂，遇上廟裏的樂師們正在演奏“洞經調”。那曲調時而高昂歡快，時而低沉憂傷，穿插其間的打擊樂，節奏明快，動人心絃。洞經調雖是廟堂音樂，但它包含廠不少民間音樂的精華，愛好音樂的聶耳被吸引住了，久久捨不得離去。忽然，他發現樂師中有個吹笛子的人，是他家過去的老鄰居。他喜出望外。事後，他帶上紙和筆，找到這位吹笛子的樂師，恭恭敬敬地請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將曲譜記錄下來。後來，聶耳在上海創作的器樂曲《翠湖春曉》，其意境有他與夥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時獲得的神韻，也有這洞經調的“影子”。 1927年，聶耳考進了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這所進步學校裏受到一些思想的影響，經常參加學校組織的文藝宣傳活動。他不但搞音樂也演話劇。他的作《省師附小校歌》，就是這個時候問世的。這支歌曲雄壯有力，富有朝氣，已顯露出他的才華。也就在這個時期，他開始接觸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峯下孜孜不倦地練琴。 1927年，大剛剛失敗，處於低潮時期。他不顧反動派的，積極參加我黨領導的青年讀書會和音樂、戲劇的演出，參與散發傳單等祕密活動，並毅然加入了共青團組織。 1930年夏，十九歲的聶耳在省立第一師範畢業了。正當他要走上工作崗位時，意外的事發生了，由於聶耳參與進步學生活動，被叛徒告密，當局下令要逮捕他。當時，他三哥聶敍倫剛從日本回來，準備去上海工作。為了躲避反動當局的，他三哥將計就計，讓弟弟頂自己的名，連夜離開昆明去上海。 到上海後，經朋友介紹，聶耳進了一家名叫“雲豐中莊”小商號當夥計。這家小商號只供食宿，不給工資。在那裏，聶耳每天勞動長達十小時以上。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他仍然每天堅持學英語、日語，練習小提琴。 1931年4月，聶耳以刻苦自學的成績和多方向才能，考入了“明月歌舞劇團”。從此，正式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 聶耳進入“明月歌舞劇社”，如魚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每天練琴堅持在六個小時以上，專心致志，毫不旁顧。功夫不負有心人，不到三個月，他就成了樂隊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又學習作曲，研究和聲，鑽研民族音樂，並開始了他早期的音樂創作。 不久，聶耳離開了“明月歌舞劇社”，到了距離抗日前線較近的北平。在北平，他與左翼戲聯和音聯的同志取得聯繫，參加了他們組織的一些活動和演出。他常在羣眾性的集會上，演奏《國際歌》，聽眾隨着他的樂聲齊聲合唱。他還到天橋去看貧苦人的各種演唱，細心地傾聽他們的心聲，體驗他們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在這裏充滿了工人們、車伕、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有的在賣嗓子，有的在賣武功，這些吼聲，這些真刀實的對打聲、鑼鼓聲……這是他們生命的掙扎，這是他們向敵人進攻的衝鋒號。” 1932年11月，他從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後在聯華影業公司一廠、百代唱片公司、聯華影業公司二廠為電影配音和作曲。這一時期，由於他和許多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經常接觸，思想進步更快。上海“蘇聯之友社”成立音樂小組後，他和任光、張曙等積極參加了音樂小組的活動。後來，他又和任光發起成立了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 1933年初，聶耳由田漢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黨，從此，他不僅獲得了新的生命，藝木才華也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他一生中的創作，絕大部分都是在1933一1935年之間完成的，這期間，正是民族危機極為嚴重的時期，也是反動派對人民實行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最瘋狂的時候。聶耳始終站在鬥爭的前列，在他創作的歌曲中，表達了人民的呼聲、民族的怒吼。 1934年是聶耳創作最旺盛的一年。這年，他為田漢的歌劇《揚子江的暴風雨》創作了《打磚歌》、《打樁歌》、《碼頭工人歌》、《前進歌》，並擔任導演和主演；為電影《桃李劫》譜寫了主題歌《畢業歌》；為電影《大路》譜寫了主題歌《大路歌》和插曲《開路先鋒》；為電影《新女性》譜寫了主題歌《新女性》；為電影《飛花村》譜寫了主題歌《飛花歌》；還創作了兒童歌曲《賣報歌》等。1935年，為話劇《回春之曲》譜寫了《梅娘曲》，又為電影《逃亡》作主題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還創作了《採菱歌》、《打長江》等歌曲。短短的兩年多時間裏，他創作出了三十餘首充滿戰鬥和富於勞動人民感情的歌曲。

1931年4月，聶耳考入明月歌劇社，正式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戰爆發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風起雲湧，此時，聶耳結識了黨員、戲劇家田漢。在黨組織的培養和教育下，思想覺悟不斷提高。1932年赴北平參加音樂活動，不久回到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1933年初，聶耳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黨。從此，聶耳不僅獲得了新的生命，藝術才華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成為中國新音樂的開路先鋒和反法西斯的勇士。在此後的兩年中，聶耳為歌劇、話劇和電影譜寫了《新女性》《開路先鋒》《大路歌》《前進歌》《畢業歌》《鐵蹄下的歌女》等主題歌和插曲30多首，在全國廣為傳唱，對激發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起了積極作用。他所編寫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曉》《山國情侶》等樂曲，深受人們喜愛。

1935年1月，上海電通影業公司拍攝抗日影片《風雲兒女》，田漢為影片寫了主題歌詞《義勇軍進行曲》，聶耳承擔了為之譜曲的任務。他於3月中旬開始創作，幾經修改，4月下旬將定稿交給電通公司。《義勇軍進行曲》就這樣誕生了。1935年5月8日，上海《申報》《時報》刊出《義勇軍進行曲》詞譜；9日，百代公司為《義勇軍進行曲》灌製唱片；24日，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風雲兒女》。隨着唱片和電影的宣傳，上海各個角落都響起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這首歌以其高昂激越、鏗鏘有力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詞，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時，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團結禦侮、奮勇抗爭、一往無前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激發了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概。它一誕生，迅即成為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它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成為中國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的戰歌，鼓舞了無數中華兒女用自己的血肉，築成了萬眾一心、團結禦侮的新的長城。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高唱着、呼喊着“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不懼流血犧牲，英勇衝鋒陷陣，為挽救祖國和民族的危亡，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

1949年9月，中國人民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確定《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1982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確定《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由於聶耳所譜寫的大量歌曲反映了人民的心聲，成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和戰鬥號角，因而引起了反動當局對他的仇恨而要逮捕聶耳。聶耳按照黨組織的決定離開上海，取道日本赴蘇聯。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年僅23歲。

2009年9月10日，在宣傳部、組織部、部、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全國婦聯、總部等11個部門聯合組織的“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中，聶耳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