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公民大會是如何管理國家事務的
A.小國寡民
B.重視農業
C.民主政治
D.對外擴張
答案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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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雅典公民大會的職責是什麼？
雅典的公民大會是全體公民參與城邦事務的機構，是雅典唯一的立法機構，它以各種方式完全控制着雅典的行政和司法，一切重大問題都只能在公民大會上進行最終決議。在形式上，它是唯一囊括了所有雅典公民的機構。在實踐上，它給予雅典公民最好的民主訓練。然而，元老院權力的逐漸喪失，集體決策的盲目性，公民大會做出錯誤的決定，並易於為別有用心的人操縱，成為實現其個人目的的工具，從而成為雅典民主走向混亂的重要原因。
雅典掌握國家權力的重要機構有哪些?它們的職能各是什麼?
在雅典，掌握國家權力的重要機構包括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
1. 公民大會：這是雅典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由全體成年男性公民組成，負責討論和決定國家，其決定具有法律的權威性。公民大會由五百人會議召集，其決議也由五百人會議執行。
2. 五百人會議：這個機構原先由每個選區選舉五十人組成，但後來改為抽籤方式選舉產生。它按十個選區把代表分成十組，輪流執政。五百人會議的職能是執行公民大會的決議和處理國家的日常事務。
3. 陪審法庭：這是雅典的最高司法和監察機構，共有六千名陪審員，他們都是從十個選區的三十歲以上的男性公民中用抽籤的方式選舉產生的，每個選區各選六百名。陪審法庭的職能包括審理重要案件，監督和考核公職人員，以及參與立法。
此外，十將員會也是掌握雅典國家權力的重要機構，不過它的權力在此時有所擴大，不僅統率軍隊，也參與國家，特別是首席將軍，權力更大。這些機構共同運作，互相監督，確保了雅典民主政體的有效運行。
雅典公民大會的職責
公民大會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關（相當於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審議並決定一切國家大事。所有合法公民（奴隸、婦女、兒童、外邦移民除外）均有參與權、知情權、發言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公民大會每年召開40次，其中10次“主要會議”有一項固定議題：審查在任公職人員的表現，並就其去留問題進行表決。
雅典的公民大會的主要職能
雅典的公民大會是全體公民參與城邦事務的機構，是雅典唯一的立法機構，它以各種方式完全控制着雅典的行政和司法，一切重大問題都只能在公民大會上進行最終決議。在形式上，它是唯一囊括了所有雅典公民的機構。在實踐上，它給予雅典公民最好的民主訓練。然而，元老院權力的逐漸喪失，集體決策的盲目性，公民大會做出錯誤的決定，並易於為別有用心的人操縱，成為實現其個人目的的工具，從而成為雅典民主走向混亂的重要原因。
“民主制本身就是一種通過討論來實現的政體形式。它是‘藉助語言’的政制；所有事情都放到一個公共活動場所中尋求解決。”[1]本文之所以選擇雅典公民大會作為研究民主制的視角，原因有二：一是雅典是當時希臘民主制的典範，“我們不模仿我們的鄰人，但我們是他們的榜樣”。[2]二是雅典公民大會是全體公民集體討論城邦的場所，是對一切重要問題進行最終決議的機構。在本文中，筆者將分三部分對雅典的公民大會進行討論：在第一部分裏，筆者將簡要闡述三次改革對公民大會設置所作變化及公民大會與其他機構的關係；在第二部分裏，筆者將對公民大會與民主制的關係進行探討；在第三部分裏，筆者將簡要分析公民大會在何種程度上導致了民主的混亂。
一、 雅典政制中的公民大會
公元前六世紀以後，貴族和平民的矛盾逐漸激化，為了緩和矛盾，穩定政局，統治者不得不進行改革。梭倫、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的三次改革一步步瓦解了氏族制度，客觀上削弱了貴族勢力，促成了平民力量的壯大，使得雅典的民主製得以最終確立和完善。
在梭倫時期，公民大會有一定的財產資格。當時雅典是由任期一年的執政官統治的，公民大會選舉產生執政官，但必須在貴族家庭中選舉。貴族後裔的統治地位不但是靠他們的財產，而且是靠他們的特權。最高職位和領導權的獲得，是靠世襲的貴族特權。這時候的議事會，和羅馬的元老院相似。梭倫的新規定，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即使是最貧窮的“忒提斯”[3]，都有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公民大會選出所有的。雖然改革後仍然只有上層的公民才有可能被選任國家的職務，但公民大會由於囊括了所有的成年公民，並且選舉所有的，已經變得足夠重要，需要推選一個“四百人議事會”來為它作事務性的準備工作。梭倫還創立了“陪審法庭”作為雅典最高司法機關。
雅典之前選舉執政官，是把城邦劃分為“部落”或家族集團，導致的結果是任何集團的公認領導人必定當選。選出來的必然會以本集團的利益為最高追求，這對城邦的安全和利益都不利。梭倫的改革並沒有觸及這點，這個任務是由克利斯提尼完成的。他創造了十個地區性的部落來取代原來的氏族部落，並且通過縝密精緻的設計改變了執政官的效忠對象：從對家庭和部落效忠改變為對城邦效忠。另外，克利斯提尼還把許多外邦人和解放農奴也列入公民範圍內，壯大了公民大會的組成力量。議事會也由原來的“四百人議事會”改變為“五百人議事會”，並且每個公民都可能通過抽籤成為議事會成員。克利斯提尼的新，極大的消弱了元老會的權力，公民大會成為唯一與最終的立法機構，執政官對它負責，或者對它的陪審團負責。亞理士多德説：“自從克利斯提尼之後，雅典國家便成為比以前，譬如梭倫時代，顯然更民主的國家了。”[4]
伯里克利當權的時代被成為雅典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元老院權力基本被剝奪完畢，監察權轉移到了公民大會上，其它權力轉交給議事會、陪審等機關，元老院僅保留審判兇殺防火案和監督宗教議事的權力，這使得元老院在雅典的體系不能再發揮什麼作用，另一方面也使民主的決策程序簡單化，平民的權力不受[5]。委任和監督官吏的權力轉到公民大會上，曾經權傾一時的執政官喪失了重要性；抽籤選舉執政官又使得民主化向前進了一大步。伯里克利時代，公民大會成為定期舉行的最高機關，大會解決一切重大事件、戰爭與媾和的問題、城邦糧食供應問題等。雅典公民滿二十歲，不分財產或任何別種資格，再公民大會中都有選舉權。
經過這三次改革，公民大會集最高權力機關、最高機關於一身，並以特定方式控制着司法。它的500人議事會，不是選舉而是抽籤形成，議事會選舉存在的純粹偶然性使得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緊密的團體反過來控制公民大會。公民大會在雅典政制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接下來的第二部分裏，筆者將進一步探討公民大會對雅典民主的影響。
二、 公民大會對雅典民主的影響
有些人否認雅典存在民主，理由是權利只屬於公民集團，而這些人只佔居民的少數，婦女、外邦定居者、奴隸都對事務沒有發言權。但是如果把民主國家定義為全體公民都有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那雅典毫無疑問是最民主的國家。筆者認為，公民大會最能説明雅典的民主性質。
在形式上，它覆蓋了城邦的全體公民。雖然議事會和陪審也是以全體人民的名義行事，但畢竟裏面有了一層代表的意味，並非真正各抒己見。在實踐上，它是民主最好的培訓學校。伯里克利説，雅典人不需要象斯巴達人一樣訓練就掌握了技能，並且在當時有觀點認為雅典人天生都具有技能，其實真正的原因就在於雅典人把討論、參與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亞理士多德説：“人天生就是城邦動物”，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伯里克利説：“我們的制度所以名為民主制度，因為它不是顧全少數人的利益，而是顧全多數人的利益。”[6]公民大會在雅典政制中的所處的地位及其職能，成為這句話的有力證明。公民深深的溶入城邦生活，決定城邦事務的同時也是在決定自身的事務。筆者在這部分想重點探討的是公民大會在何種意義上成為城邦民主混亂的誘因之一。
前文在闡述元老院權力向公民大會轉移時提到叢教授的觀點，他認為元老院權力的被架空，使得平民權力不受制約，民主決策程序過於簡單，成為導致民主混亂的重要原因。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將從公民大會的角度進行探討。
公民大會是全體公民各抒己見的場合，決定的都是關係重大的事務。公民大會的出錯，將導致無可挽回的結果。然而，這種集體決策，並且是大範圍內的集體決策，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公民大會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就是在超出其成員個人知識範圍之外的事情上所做的決策。”[7]雅典公民注重討論和交流，在公民大會之外，體育場、市場等各個地方都是他們討論的場所。對於他們所瞭解的事務，他們能在討論基礎上作出理智的判斷。但對於他們都不瞭解的事務而言，再充分的討論也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判斷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臆測。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期，公民大會討論是否入侵西西里，儘管多數公民並不知道西西里的情況，公民大會還是作出了入侵西西里的災難性的決定。這就從另一方面説明民主決策程序的簡單、缺乏制約造成的民主的混亂。
出於對僭主的防範，克利斯提尼創立了“陶片放逐法”，即每年春季召開一次非常公民大會，用口頭表決方式放逐有可能建立僭主統治的人。雅典的民主制不需要特別優秀特別能幹的人，這種人被認為是可能危害公民自由的人。但雅典依然免不了受個人所左右。伯里克利就是典型的例證。慶幸的是，伯里克利集智慧、勇氣與一身，並且有着對城邦的深深的愛。但幸運之神並不總是垂青一個民族。當公民大會被一個沒有那麼多優秀品質的人控制的時候，公民大會就會成為城邦的最大威脅，如前所説，公民大會決定的都是關於城邦的重要事務。的累斯博斯人被後，雅典召開了一次公民大會來決定處置方案，而當時的公民大會不巧被一個名叫克里昂的人控制，“但他是一個心靈鄙俗的粗9”[8]，於是公民大會做出了與雅典人整體精神氣質並不相符的決定：處死所有累斯博斯的男子，女人和孩子賣作奴隸。這説明缺乏制約的公民大會對於雅典的威脅是多麼大。
三、 餘論
對雅典的公民大會作了梳理於討論後，筆者認為給予我們如下啟示：
一方面，我們要對雅典政制予以真誠的讚許。特別是公民大會，它第一次如此徹底的實現了民主，實現了公民對的積極參與。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應該注意的一點是，在實行民主的時候，如何對大眾的盲動性做出制約？我們已經看到，單純期盼優秀人物來給大眾盲動踩剎車是不現實的。最重要的還是做好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