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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峻生平,劉峻簡介

劉峻簡介 劉峻生平

劉峻(463—521年),南朝梁學者兼文學家。字孝標,本名法武,平原(今屬山東德州平原縣)人。以註釋劉義慶等編撰的《世説新語》而著聞於世,其《世説新語》注引證豐富,為當時人所重視。而其文章亦擅美當時。《 隋書·經籍志 》著錄其詩文集六卷,惜今所傳為數有限。劉峻才識過人,著述甚豐,所作詩文頗有發明。其《世説新語注》 徵引繁博,考定精審,被視為後世注書之圭臬,至今流傳。據《隋志》 所載,劉峻另有《漢書注》 一百四十卷,還 編撰《類苑》一百二十 卷,惜二注均已亡佚。劉峻生平行跡歷來不得其詳。

劉峻生不及一月,曾任宋始興內使的父親劉病逝,母親許氏不得不帶着他及哥哥法鳳回到故鄉。宋明帝泰始五年,劉峻8歲,魏攻佔青州,劉峻母子為亂兵所掠,作為奴隸賣到中山。富人劉寶憫惜劉峻,以束帛贖出,並教他讀書。此時劉峻的叔父劉懷珍仍在宋為官,並以軍功累遷至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魏實行民族隔離政策,對南朝有戚屬者尤甚,因此再徙劉峻母子到更為僻遠的代地。

劉峻母子衣食難繼,不得不到寺廟為僧為尼,還俗只是後來的事情。劉峻卻非常好學,在“居貧不自立”的情況下,燃麻桿為燈;夜讀昏困,就用麻桿燎髮須,“及覺復讀”。齊武帝永明四年,劉峻母子不堪忍受民族歧視,由桑乾回到建康。

自東晉偏安江隅以來,建康一直為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建康,劉峻自感少時的讀書不博,加之生性魯鈍,不勝愧歎:“黌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此時劉峻已屆25歲,“於是博及羣書,文藻秀出”(《南史》本傳)。

樑初建,劉峻曾被召“入西省,與學士賀琮校點祕閣”。然而劉峻率性而動,於學於識方面均不讓梁武帝蕭衍。一次“會策錦被事,鹹言已罄,帝試呼峻”,劉峻“忽請紙筆,請疏十餘事”。蕭衍“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蕭衍對劉峻的忌恨一直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當劉峻編纂的《類苑》成,蕭衍則另外組織一班文士編《華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南史》本傳)。這是造成劉峻由中年及老年坎坷、淹蹇的根本原因。

劉峻並不屈服於命運,可是劉峻的命運卻是這樣的舛訛,甚至幾次到了“疏薄遭棄”的境地,不能不使他良多慨歎,由己及人、由今及古思索有關命運的課題。

偶然他聽到梁武帝蕭衍對管輅“有奇才而位不達”的議論,於是接過話題,洋洋灑灑寫成了《辨命論》一文。劉峻認為前人的辨命存在着許多不足,如王充只是論其末卻“蔽其原”,司馬遷辨惑而終為惑所蔽,李康“論其本而不暢其源”,郭象能“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劉峻本着“仕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的角度,逐一予以辨蔽。

《辨命論》雖然屬於哲學方面的論文,然而卻是用華麗的駢儷文體寫成的。特別是劉峻寫作《辨命論》“蓋以自喻”(劉瑤:《樑典》),澆鑄着他的不平之氣,從而使之音節精壯,辭彩飛揚,辨鋒犀厲,情致淋漓,較之李康、郭象等前人之作顯現出另一番慷慨激越的特色。而劉峻這一論文面對現實,面向人生,與南朝文風大相徑庭,故而有“足杜浮競”(李善:《文選注》)之效。誠然,《辨命論》從總體上言仍然囿於儒家“天命不可知”的思想體系,然而較之前人有所開拓,有所恢宏,故張溥擊節稱賞:“辨命六蔽,善言天命。”(《劉户曹集題辭》)至於劉峻於其中首先倡言:“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暗主眾,明主寡”,吐出了封建社會諸多失意文人內心的憤懣,故而千百年來有着許多的知音。

《辨命論》成,中山劉沼不盡同意劉峻的觀點,曾往來致書詰難,劉峻並一一作答。過了很久很久,劉沼沒有音信、而劉峻值兒子病死內心慼慼惶惶不能前去相訪。有人來拿着劉沼的覆信給劉峻看,並言及這是劉沼於病中寫成只是因為死未及發出。劉峻面對劉沼遺文,如睹故人,不勝悲悼,寫作《追答劉沼書》以相吊。該書不及200字,只是借典實來説明劉峻的相哀相念之情。

如結末説:“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書中所用之典,意謂人死之後既有所感應,便想象着劉沼在九泉之下等待着劉峻的回答。於是劉峻就面對着蒼冥,追思劉沼昔日的殷殷候答之情,仍然作了答書。劉峻説,當他再看到劉沼的覆信,就如同秋菊春蘭一樣,芬芳之香充溢,英華之才流淌。只此一語就回答了劉沼。這種答死者書,“甚是創格”(許連:《六朝文絜》)。可是劉峻那裏不知道人死魂滅,結末一語用季子懸劍徐君墓樹的典實,使之屬辭悽惋纏綿,“俯仰徘徊,無限悲切。”這封答書,在創格之中表達了對剛逝去朋友的哀悼,表現了與朋友討論問題的真誠態度,最後深表失去摯友的遺恨,意味至為深永。

劉峻不獨重友誼,而且還特別重視為人交友之道。梁武帝天監七年任昉死於新安任所,任昉吏風清正,不喜營物。任昉的兒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求業,墜其家聲。

兄弟流落,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峻,劉峻“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南史》本傳)。

《廣絕交論》取主客問答的形式,循着東漢朱穆的《絕交論》的思路寫成。不過《廣絕交論》更突出了對“利交”的揭露及“利交”種種表現形式,其一為勢交,其二為賄交,其三為談交,其四為窮交,其五為量交。這五種“利交”的形式,“義同賈鬻”,並且滋生出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

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都是有着遠大的眼光的。至於現狀較之朱穆寫成《絕交論》時尤甚。

劉峻通過任昉生前與死後境遇的完全不同,不勝感慨地説:“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雲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不止應象朱穆所示的那樣“絕交”,而且還要廣絕交,從而擴大了朱穆的觀點。由於該論現實針對性強,似到溉“見其論,抵幾於地,終身病之”(劉璠:《樑典》);而且還似燭照諸種醜惡行為的鏡子懸掛中天,成為不脛而走的名篇。至千百年後,尚有“郈成、季札,遺風在焉”(張溥:《劉户曹集題辭》)的盛譽。

由於蕭衍的忌恨,劉峻雖為蕭秀徵為荊州户曹參軍,最終卻選擇了金華山為棲地的歸隱之路。他一方面設帳授徒,一方面篩選收集自己的文章,並寫成一篇《自序》總結他的一生。其中發出“魂魄一去,將同秋草”,將為“世不吾知”的悲歎!不過歷史是有選擇的。

在他死後,他的學生私諡為“玄靖先生”,作品亦不脛而走,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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